我的乡村医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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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大平　　
　　
　　往事并非尽如烟。

　　经历了三十八年乡村医生的多味人生，甚可回顾的往事很多。老来念旧，人之常情。一一道来乏兴味，择要记之不多余。

　　1958年，还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年轻军医，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战友们估摸我准能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工作，因为有父亲这棵大树的庇荫。（先父邵力子，早年追随孙中山，又曾参与过组建中共，于当今国共双方之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当时的主要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副总理级。）然而，事情恰恰相反，当我向父亲征询意见，转业后去何处工作时，他明确而又坚定地表示：国家培养你当了医生，你就是国家的人了。你不必留恋城市生活，这里的知识分子相对集中，不易出人头地。反之，基层和农村缺医少药，去那里，你是会有用武之地的。农村自有农村乐。又说：干部的子女扎堆在大城市工作，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父亲要我到基层，直接为农民兄弟服务，这是他老人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情怀，再一次的集中表露。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父命如山。于是我脱下军装，来到了母亲的故乡——江苏宜兴一家乡村医院工作，一呆就是大半辈子，直至退休。

　　我在基层默默无闻地数十年如一日，为农民兄弟解除肉体上的痛苦所做的一切，先后得到了时贤冰心老人、老舍先生夫人胡絜青、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以及陈立夫等诸位长者的赞赏、肯定、支持与鼓励。
陈立夫在给我的赐书中写道：侄学医，是救人事业，望多多助人，必得乐处。

　　为此，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也曾对我如是说：你父亲要你去基层农村工作，是有战略眼光的。因为，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事情亦就大体解决了。而好的政策，几代大批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和乡村干部，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骨干力量和先决条件。先生登高望远，宏论不凡。

　　在京拜望冰心时，老人明确表示：我支持你在基层工作……当我起身向她告辞时，她则慈容可掬地对我说：请你带去我对你家人的问候。春风般的暖意，拂上身来。

　　能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尽一份绵薄，这是我一生的莫大快慰与幸运。诸位长者视我如子侄，此等垂爱，不只令人感动，还大大抵消了我在乡下长期以来所受种种磨难所致的心头创痛。

　　每当我肩背药箱，行进在乡间纵横交错的田埂上，那清新的空气，芬芳的泥土，满眼的翠绿，远离都市的喧嚣，让我尽情享受回归大自然的惬意，因而决意扎根于斯。这，大抵就是父亲所说的农村自有农村乐。

　　每当病人以急切而又期待的目光，向我诉说病痛，企盼我尽快治好她（他）的病时，医者的仁心油然升华，我每每会医生护士一肩挑，中西医术一并用。

　　每当被我治好的病人，绽放着笑脸向我致谢时，那份欣慰，是非为医者所无法体味和拥有的。

　　每当病人在挂号处查询我是否在班上，而后决定是否入内就诊时，一种自身价值感得到了社会认可的窃喜，每每难以掩饰。

　　每当我成功地挽救了一条条濒临死亡的鲜活生命时，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次次令我亢奋。同时也助推我百尺竿头，再上层楼。

　　每当我不为“回扣”、“奖金”所动，一如既往地为每一个病人精打细算开小处方，同样收到良好的疗效，博得病人和社会较好的口碑时，为病人谋而多动脑子，“值”的感知，不时显现。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磨练，受得了清贫，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真实生活写照。这大抵就是我的一点点精神。我崇尚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操守。令人寒心的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矣。

　　性格决定命运，斯言诚哉，近乎真理。它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我秉性耿直，不屑诺诺，时而谔谔。人格独立，个性自由，是我永恒的追求。这本无可非议，然而，严峻的现实，对此不会见容。这样的人，更不能取悦于上司。这就为我在乡间所受的极不公正的对待与打压，埋下了伏笔，留足了空间。

　　因只知埋头工作，不学做人的诀窍，从不讨喜于人。所以，直至退休，我的职称与工资还处在卫生系统中最低的一档。这在全国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个例。虽经中央领导关怀、过问，终因天高北京远，未能改变这一事实。名利皆为身外物，淡然处之益养性。做物质上的穷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亿万富翁，无怨无悔。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民族劫难中，我自是注定在劫难逃。个别本方“大人物”，滥用职权，将我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坐牢达四十九个月之久，几近人亡家破。出狱后，我四处奔走，要求平反，无人理会，不得已，乃去京上访，并先后上书邓小平、薄一波、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方始乌云散去现曙光。

　　三十六岁至四十岁，大好盛年，正是为社会服务的黄金年龄段，我却在铁窗下饥肠辘辘地苦熬晨昏，生命被这般轻率挥霍，年华被如此强迫虚掷，失时的锥心之痛，实难言表。

　　“文革”以前，我们的工作条件、生活状况、工资待遇之差之苦之低，是今天的在岗者所难以想像的。笔者就有在低薪条件下二十一年未加薪的经历。我为今天的年轻一代庆幸，他们赶上了好时光。当年的乡村医院，桌椅破旧，设备寡陋。连自行车、电扇之类也是可知不可得的奢侈品，遑论其他。

　　我来宜兴后，娶了钱裕凤这位贤慧、善良、能干而又坚强的妻子。她把我的家里家外打理得井然有序，一丝不苟，使我从无后顾之忧。在操持全家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一例外地总是先丈夫，后孩子，再自己。东方女性特有的内在美，在她身上得到了至真至善至美的传承和发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我炼狱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位弱女子，以传奇般的铁肩，支撑住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五口之家。巾帼不让须眉，此之谓也。

　　受株连，她被取消了教师资格。身材瘦小，体力不支的她，只能带着孩子们去娘家，以种田争“工分”度日。非人生活的常年折磨，使她瘦骨嶙峋，未老先衰。此情状，怎一个“苦”字了得?

　　她为了我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我亏欠她的太多太多，我对恩妻的愧疚太多太多。可我无以为报，只有遗恨终身。

　　父亲生前，他对这位儿媳，既好评颇多，也关爱有加。

　　金婚之际，我以一首打油诗述怀：

　　　　五十年间风雨程，
　
　　　　全仗贤妻伴我行。

　　　　人间多少恩和爱，

　　　　不及裕凤送我情。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在结成连理之前，她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席至为感人肺腑的话语：我决定嫁给你，绝不是为了邵力子是名人、高官，而是为了你一个在异地打拼，不容易，太孤独无助，饮食起居等须人照应，是怜悯心，促使我作此选择，千万别误解我的本意、初衷。

　　这样的女人，你还能对她挑剔什么？苛求什么？

　　人间自有真情在，贤内为我全身心。这，就是我的莫大幸福。可以自慰，亦可告慰诸位至爱亲朋特别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数十年乡村医生的实践中，我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未有过一次医疗纠纷。为自己的从医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足以死而无憾矣！

　　综观我的一生，虽算不得仁医济世，亦未能成就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但清夜静思，与公与私，与人与己，扪心不愧。大限来时，当可瞑目。

　　若有来生，我还当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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