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间的瞬间与永恒——读阮义忠摄影随笔集《失落的优雅》

　　　　　　　　　　　　　　　　　　　　　　　　　　
　　　　　　　　　　　　　　　　　　　　　　　　　文／徐 雁
　　
　　生活在四十年前淡水小镇的人们，时常可见一个手持徕卡相机的小伙子，在房里屋外的人前身后寻寻觅觅。他时而测光对焦，时而框取构图，时而按下快门，反复摸索着单张静照的摄影技艺。这个青年就是当年《汉声》杂志英文版的摄影记者，后来长期执教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并创办《摄影家》杂志大获成功，在台湾被誉为“摄影教父”的阮义忠先生。

　　阮先生在1950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他曾经带着职业的需求和眼光，满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跋山涉水，采风于乡土民间，从而积累了大量照片资源。20世纪末，他把所有积存箧中未曾发表过的作品加以整理，分类成为“有名人物无名氏”、“手的秘密”、“正方形的乡愁”和“失落的优雅”四个主题，举办了一次以“告别20世纪”为总主题的个人摄影展。这一深刻写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各族百姓生活的风情长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失落的优雅》的基本格局为一影一文，影像为按照横、竖两式“黄金比”印刷的老照片，一文则为六百字左右的解读性随笔。这是他继《人与土地》之后，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又一本图文俱佳的摄影随笔集。《人与土地》既是阮先生对其1974- 1986年间所拍摄的台湾乡土风情和各少数民族生活影像系列的总题名，又是2011年年初，他在《南方都市报》副刊上开设的摄影随笔专栏结集的书名。该书按“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表现出一个摄影家对于台湾乡村社会的真情切意。

　　在书中《天地健行者》（1977年摄）、《农妇的优雅》（1978年摄）和《中山北路的沧桑》（1990年摄），他向观众和读者一次又一次地具体而微地诠释了他心目中深接民间地气的“优雅观”。如果说这还是摄影师慧眼发现的常存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优雅”的话，那么，那些基于人类想象和迷信而由民间艺人世代传承着的手艺，在他眼中，则具有另类意义上的“优雅”。如《八家将的莫名优雅》（1978年摄）、《八家将的布袋戏工坊》（1980年摄）、《沙河上的钟馗》（1982年摄）等篇皆是。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阮先生认为，所谓“优雅”，不仅仅是养尊处优的富贵人士的专利，其实，常人在作息之间，艺人在神幻世界，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美身段、内涵或风采，也构成一种“优雅”，因为它同样反映出人物现世状态的充实和精神世界的丰盈。这种普遍的“优雅”，从容自在，安祥平和，正是一种“社会秩序仍在，道德伦理尚存，人性价值依旧在传承延续的大环境才有的景况”。因而他要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向观众和读者具体展示出一种“把自己缩小，天地反而会变大”的境界，从而表现出生存于天地之中的一个人，该如何做自己所当做，求自己所当求。

　　他说，假如人人都能“克己”的话，那么，许多失序的社会现象就能恢复正常(即“复礼”)，也就有可能找回“失落的优雅”（《回家与离乡的路上》，1976年摄）。或如他在解说一幅作品时中所写出来的感悟：“比起现在，那个年代可是什么都有个‘数’，任何人做事都讲究分寸、道理。” （《扛斗笠的人》，1980年摄）当然，这其实是阮先生后来深入阅世之后的一种认识。因为收录在《失落的优雅》四辑中的80幅（篇）作品，无论是“望乡的背影”，还是“岁月之矢”；无论是“必然与偶然”，还是“那个时代那些人”，所有的摄影作品全系当年涉世未深时阅历社会的“偶遇”，而由随笔文章所表述出来的，已是自己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心得。

　　总之，对于失落已久的台湾民间种种“优雅”的钟情，与其说是阮先生告别二十世纪时的一种心理怀旧，毋宁说是其人生由青壮而入中老年时的一种精神隐痛。

　　阮先生同情于台中大安渔港村落中一些民居门楣上，由“汝南家声”、“巨鹿家声”、“三槐家声”、“兰陵家声”、“植槐家声”等家族堂号所承载着的大陆老兵乡情（《思乡人》，1981年摄）；他痛惜于一些原本纯朴无华的乡下山水，多年来已被为观光客建造的“毫无规划、散踞山头的一座座‘民宿’搞得庸俗不堪”（《大地与母亲》，1979年摄）；他“实在无法想象（苗栗）南庄会成为北台湾的热门旅游景点。当年我走过的地方，就数这儿最为宁静了：景色平淡、事物非凡、村民作息平常，但加起来却是祥和一片，令人轻安自在……南庄村在三十年后由一个平淡、平凡、平常却轻安自在的小村，变成‘民宿’满街、喧嚣躁动的旅游胜地，难道就是他们终于等到的因缘成熟时吗？”（《等到因缘成熟时》，1977年摄）；他期待，保存着闽南风格三合院建筑群的“曾经有如弃城一般的澎湖县望安乡中社村，”能得到妥善的修葺、维护，让后辈子孙保有珍贵的文化遗产，“因为钱用得好就是替乡里造福，为下一代铺路，否则就是作恶，再冠冕堂皇也像水中掷石，‘噗通’后水花四溅，什么也留不下。”（《天上掉下来的财富》，1982年摄）

　　因此，这种种怀旧、种种隐痛，充分体现在他对于曾经亲眼目睹的往日风景的无情消逝之中：

　　“（台南）安平古堡建于1624年……遗憾的是，原始青石板道路因该区居民争取道路拓宽，1995年8月拆街后，竟连一丝残迹也找不着了！在我初次造访安平时，老街建筑虽已现颓状，但处处充满东西合璧的美趣。……实在没有想到，见证台湾历史的活生生街市，竟会毁于近利短视、愚昧无知的自家人手中。”（《有喜、有忧、有淡定》，1977年摄）

　　“蝉鸣响遍雾峰林家宅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蓉镜斋后院的四个孩子，讨论暑假作业的他们专心到完全没察觉我的出现。雕梁画栋华色褪尽，但在这些孩子身上，依旧可闻到书香门第的芬芳。拍这张照片的二十二年后，绝大部分的林家宅园毁于‘九·二一大地震’，直到现在还未完全修复。”（《书香门第的芬芳》，1977年摄）

　　“我虽没拍好两人逐风放筝的身影，但尾随于后，竟发现另一片油菜花田中有座古宅，还是旧时的举人门第。今天，马兴村的益源大厝已被列为‘二级古迹’，修复得光鲜亮丽，成为乡里引以为傲的观光景点。然而，我却宁可在回忆中重游旧地，细品那铅华尽褪的古朴。”（《在回忆中重游旧地》，1981年摄）

　　“我的摄影伦理是必须忠于对象，肯定其代表的价值，绝不利用对象来彰显自己的意识形态。”（本书代序《为失落的优雅补白》）除了对台湾民间所失落的“优雅”作恋恋依依的深情回望,作为“摄影教父”的阮先生，自然不会忘记在笔墨中适时地传布自己的纪实摄影理念，讲述自己在长期实践中所体会到的摄影之道。

　　在为1980年所摄《等候家人下工》这幅作品配写的随笔中，他夫子自道说：“平平凡凡的生活细节，浓浓稠稠的人间温情”，是平生最喜欢拍摄的画面。在《世间万象、人生百态》（1992年摄）中，他写道：“四位讨海人在花莲七星潭附近，商量着转移捕鱼阵地……这张无法一窥周遭景色之美的照片，反映了我当时的观察重点并非风景之美，而是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以及肢体语言所透露的心念。毕竟，每个变幻的刹那间都蕴含着世间万象、人生百态。”阮先生还在《奔跑的孩子，隐藏的摄影人》（1995年摄）中直抒胸臆道：“对我来说，人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好风景，即使拍景，大部分也是为了衬托人物，当他们的舞台，只不过有的角色有台词，有的角色没有……不管我在干吗，当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出现时，那个隐藏着的‘摄影人’就占领了里里外外的我”；在《完美的那一刻》（1981年摄）中，他说：“要维持照片构图的饱满并不容易。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并非任人摆布的静物，人、事、物之间的关系随着位置不同随时在变动，摄影者和被摄对象的距离与角度也是如此。任何一个细节都会牵动全局，照片的成功与失败，就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般绝对。父子俩的背影每秒都在晃动，看似容易捕捉的镜头却实难掌握……我跟着跟着，感觉步伐已与他俩合拍，一呼一吸也能同步时，立刻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我知道，完美的那一刻已现眼前。”

　　凡此种种，原来都是阮先生的现身说法乃至言传身教啊。他依据着自己早年的实践和晚年的理解，意味深长地告诫并启迪着生活在当下的“拍客们”: 一双发现并关注优雅细节的“摄影眼”，一种崇古怀旧的温情史观，一个以人为本的民间情怀，是成就一个摄影师乃至摄影家的至要品质。因为通过自己在瞬间与永恒的艺术中无数次穿越的阅历，他深刻地认识到，“优雅”不是时尚，它“永远存在于逝去的岁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