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已是92岁高龄。10月3日，无锡县统战部派黄副部长接我到无锡，住在野花园县第二招待所，夜里乘二十二次火车去南京，住在省委招待所。4号，我和江苏省全体代表一起乘22次火车于五日早晨到达北京，被接到京西宾馆，住在522室。一到宾馆，就有两位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检查结果出来，我一切正常。原来我和黄兴之子黄一中住在一起。黄一中80多岁，我92岁。接待同志说，你俩老年龄都偏大，不能互相照顾，后调丁伯渠和我一起住，丁伯渠70多岁。买饭票时，我看见人家都把会议通知交上去了，我也就交了上去。服务员说你不要交的，那张通知就留下来了。丁伯渠和我说交15斤全国粮票，20元钱。我说我只带了10斤全国粮票，还是我大女儿临走时给我的，她说带了可能要用。我就把10斤全国粮票给了他们，我说不够的话，能否交江苏粮票，我又交了20元钱。我本来身上只有十几元钱，临走时大女婿给了我20元钱。丁伯渠给我买好饭票，对我说：“你的粮票收下了，因为你没有工作，钱就没有收。”我听了很感动。上午筹备委员会书记送来了“辛亥纪念章”一枚，让我戴上，并笑着告诉我们，如果不戴“辛亥纪念章”，这里不能走动。当天我的朋友陈新时来看我，警卫不让进。警卫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有这个人，警卫才放他进来。在这一天里有好些人来看望我，我都弄不清究竟是哪里的人，他们中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6日，中央统战部派同志来问我：“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情况怎样？有没有受过冲击？”我当时就说过去的事就不提它了。晚饭前接我们到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照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中央统战部给我寄回来了。7日上午，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记者孙国寿来采访。第二天又来了两位同志，继续采访并照相。我就对他们谈了辛亥革命及孙总统的情况。采访的情况在10月9日的《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Memories of Mr. Sun》（关于孙先生的回忆）及我的一张半身相片。下午四点半，在台湾厅参加了“辛亥革命老人座谈会”。在讲到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时，我发言说“责任制确实很好”。我一讲话，他们就给我记录下来，我心跳得厉害，就没有再发言。原定庆祝大会在9号上午召开，后改在下午四时举行。下午接到“急件”，三时在湖南厅中央首长来接见我们全体进京参加大会的同志。我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我是“历史反革命”、“大军阀”，就因为参加了辛亥革命，把我横批斗、竖坦白，不准我二个儿子升学，可现在，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了，真是越想越激动。下午约二点五十分左右，我们到了湖南厅，三点钟，我先坐在那里，旁边一位同志说“委员长来了”，我马上立起来，叶剑英委员长由三个同志搀了向我们走来，和我握手并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江苏无锡。”委员长又问：“你姓什么”我说：“姓金。”同时把口袋里的信封给委员长看，信封上有我的名字，委员长马上说：“92岁了吧！坐！坐！坐！”第二位是屈武同志，第三位是邓颖超同志，大约到第七位是邓小平副主席和我握手。当时由于电视镜头正对准我，灯光很亮，眼睛都睁不开。后来，我才知道电视里正好播放着邓副主席和我握手的直播镜头，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其余各位党政领导人都一一和我握了手。接见结束，走来了一位干部对我们说：“我们先走吧！”说着要来搀我，我说不用搀，就一起走到主席台上。我的座位是主席台第二排正中，左边第六座，我一边是薄一波，另一边是黄火青。我去时，薄一波、黄火青和张任天已坐在那里。我坐好后黄火青和我讲话，说你的胡须不卫生，剃剃掉好。当时我很胆怯，没有说话，只是笑笑。薄一波对我说：“他们领导同志能力比你大一点，贡献没有你大。”我连忙说：“我没有什么贡献，我没有什么贡献。”会议在下午四时召开。会议由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主持，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民革副主席屈武、民建主席胡厥文、从美国专程来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常务委员缪云台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结束，就在人民大会堂吃晚饭。吃好饭刚回到住处，正在洗脸，筹备委员会一位同志找我，对我说：“本来筹备委员会主任要来，因为他没有时间，派我来了。”说完拿给我叁佰元钱，说这是给我暂时补养身体的。我当时感动得话也说不出来。歇了一歇才说：“谢谢！谢谢！”拿起笔来在他带来的本子上签了名。还有一封信，上面印着：“金鸿声同志：根据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决定，赠送您人民币叁佰元，用作补养身体。请收。此致！敬礼！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章），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