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价值”：《老照片里的家国记忆》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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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雁　　

　　　　　　　　　　　　　　　　　　

　　去年岁尾的台北之行，在诚品书店偶获一册《老照片里的家国记忆》（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3年9月版），作者是山东画报出版社资深编辑、中国旧影文献研究者冯克力先生。当时随意翻开书叶，在目次页上首先吸引我的，是书中题为《照片“遭遇”之种种》的一篇文章。

　　大抵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由法国美术家、化学家达盖尔在1837年发明的“银版摄影术”，便开始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登陆，然后进一步传入广袤的内地城乡。摄影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主要借助文字记述去了解和想象历史人物、场景和事件的方式，使得部分社会历史面貌成为可以目击观看的物体。但基于对于历史文献在中国社会命运的专业性关注，我深知因为近、现代社会历史的颠覆和翻转，包括“老照片”在内的各式各样的文献和文物，曾经遭遇过非同寻常的百年厄运，而不仅仅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的“十年浩劫”。

　　果然在《照片“遭遇”之种种》中，作者指出，在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尤其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在所谓“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中，中国内地无数个家庭深受重创：

　　“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甚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而）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

　　接着，冯先生从民间诸家照片的被抄检、藏匿、销毁、涂抹与剪裁数个角度，不可多得地例举并揭示了那一段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史实。他指出，当年的许多人家，往往不等别人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解放后不久，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著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除了藏匿和销毁外，还有“涂抹与剪裁”，即“将照片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红叉，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甚至“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而此类行为，“有些官方的机构”也在所不免。

　　作者在书中指出，“我们通常说，经过了岁月积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的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关民国社会的日常状态，有关抗战正面战场之种种都成为禁忌，被人为遮蔽。随着近些年的国共和解、两岸交流，大量客观记录民国日常生活和正面战场的老照片被披露出来，令人耳目一新，有些照片更在拍卖场上以不菲的价码成交……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民国社会及正面战场从来就没有被遮蔽过，相关的照片可以随意呈现，到处都能见到，就像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那样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上述这些老照片的珍稀性难免会大打折扣，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这样的价值，没有了我们今天一经面对而带给我们的视觉上的强烈震撼。”（《老照片的“价值”》）

　　　　　　 

　　因此，得以流传到今天的“老照片”之所以珍贵，不仅仅因为它的年老资深，更是基于它的九死一生。在《未被遗忘的孙明经》一文中，作者记述了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孙明经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孙明经（1911年-1992年）在其父亲孙熹圣先生的熏陶下，从小立志“要做一个专门研究电影的学者。1930年，金陵大学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孙明经以勤工俭学的学生身份被聘为书记员。他被告知：“你所记录的内容，对于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中华民族电影高等教育历史最早的篇章。从今之后，你当细心收集今日之前和今日之后的，一切与中国人学习电影，使用电影，教授电影，研究电影有关的文书、著作、讲义、会议记录、官方指令、要闻要事，为日后有志研究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学人，留下一套详尽完整的资料。”为此，孙明经自当年开始，尤其是在1934年毕业留校担任电影部主任，并率先在中国内地大学中创设电影摄影教学专业以后，数十年不间断地致力于收集有关中国电影主题的教育、科技、经济领域的文书、资料和实物。

　　据冯先生介绍，孙明经除在金大讲授电影摄影课外，还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中国委员等社会职务。他曾应邀参加两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考察活动。第一次是1937年抗战前夕，跟随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考察；第二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基金会资助的“川康考察”。在考察中，孙氏的主要任务是随团拍摄纪录电影片，但他还是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份相对完整的摄影照片作为资料。在考察中，孙明经除了每天坚持写下日记外，每到一地，他都要将所见所闻写信告诉身在南方的妻子。“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和写给妻子的书信，在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大多被付之一炬，只有1937年西北考察中写给妻子的二十五通信札侥幸保存了下来……今天的人们，可以从这些记述中一睹这位老摄影家深厚的人文修养与生动的文笔。而这些素养，正是后来的许多摄影家所欠缺的。”

　　不幸的是，这些宝贵的文献和文物，在“文革”中被“工宣队”以“黑材料”为名悉数没收（收走时仅文字资料就装满七个半麻袋）。待“工宣队”奉命突然撤离时，其中的绝大部分被集中到“五七艺大操场”付之一炬。时年己65岁的孙先生，闻讯后泪飞如雨，悲痛欲绝。只有被“工宣队”遗落的三麻袋，即两次考察的部分底片和幻灯片，得以劫后幸存，于1985年部分归还，可惜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

　　除上述提及的诸篇外，《老照片里的家国记忆》中还收录有《当历史可以观看》、《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日常民国》等十四篇文章。为山东画报出版社组稿编辑《老照片》丛刊十余年的冯克力先生，不仅自己逛地摊，访旧家，为读者寻访并努力刊布各种具有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内涵的“老照片”，而且还通过与这些艰难传世的零星“老照片”的结缘，不断深化着自己有关社会历史命运的感悟和见识。诸如：

　　“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引用者注）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于是，悲剧发生了。”（《纪念集里识沧桑》）

　　“从效仿苏联到告别苏联，几乎贯穿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全过程……苏联已经在二十世纪末走进了历史，而中国与它的告别却仍道阻且长。中国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告别之后，与苏联——那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间的情仇恩怨，才会有个真正的了断。”（《曾经的“蜜月”》）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能否进步、进步得快慢，并不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少英雄，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享有多少发展与选择的自由，以及这个社会里有多少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普通人。”（《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老照片里的家国记忆》是作者《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一书对境外华人发行的繁体字版。书中种种真知和灼见，闪烁着作者从史料和思考中得来的理性光华，非常值得我们努力回到历史，回到现场，去进一步作深长的寻思和考量。或如陈丹青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冯克力先生出面叙述《老照片》自己的故事，我读了，篇篇都好——原来，为获得并获准刊印这些照片，照片中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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