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骨兰心李方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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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济威 

　　李方膺的女儿说他父亲有两个朋友，一是袁枚，二是梅花。在李方膺心中，梅花性最高洁，与他个性相同，被他引为知己。这一点，从他常钤“平生知己”之印章可以得证。研究方膺的人，知道他常以梅花来发泄内心的失意：“此幅春梅另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直气横行翰墨端。”这就是方膺内心的直接表白。他的至交，袁枚对李方膺所画梅花极为欣赏，称其“于古法未有”，能“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而郑板桥评价更高：“方膺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袁枚也好，郑板桥也好，对方膺的梅画评价十分精到，不约而同地道出了方膺梅画的真魂、精神、梅性。

　　李方膺为何独将梅花引为知己，细细品来，自有他的道理。据说他接任滁州知府时，一到任没会见一个人，而是先打听欧阳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当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并在梅树前铺下毡毯，纳头就拜。“庭前老干是吾师”。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其实此举，演的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通过拜梅，向滁州的乡绅富豪打打招呼，自己并不流俗，希望地方在意、免得没趣。 这就是“为自家写生”之真谛，它道破李方膺画梅的心态和内蕴。“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他卖的画也是以梅花居多，也想借此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朋友、百姓。

　　李方膺在笔歌墨舞之间，总是不经意流淌着自家的情思。因而，一幅成功的梅花也必定是线条墨韵的生命化和人生的形态化。他的很多作品生怕写实不尽，还得在画上题诗、“附”诗，而且附的大多是自己的诗，故而使得诗画结合的作品更加出神入化，成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梅花是文人常画且经久不衰的传统题材，早已脍炙人口。古代宫廷画家画它，近当代专业画家画它，民间画师画它，党政军工农兵学商业余画家也画它，但是，还是文人士大夫画者尤众。夸张点说，梅花既成就了画坛精英，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发展。

　　据画史记载，南北朝即开始有人画梅花，到了北宋，画梅便成了一种风气。元明以来，用梅花作画更多。元代最大的画梅大师应该首推王冕，他自号梅花屋主，他的水墨梅画一变宋人稀疏冷倚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到了明清，画梅者更是举不胜举，刘世儒、石涛、金农、汪士慎等，从风格来看，他们大体继承了宋人的疏冷和元人的繁密两种画风。

　　画家们为什么都酷爱画梅？主要是梅花表现了它那种不畏严寒、经霜傲雪的独特气节。而这一点，与文人的气息则是相通的。然而，这梅花看似易画，画好画精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画梅人必须要有“格”，就是人称之为“梅骨”的气质，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洁身自好的品格。正所谓：“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文人骨气，是灵魂的骨头。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能有骨气。正如徐悲鸿所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泥沙俱下的商业浪潮、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生活的压力，文人的骨气已在渐渐的褪去，这也就是当今难以出真正大师的主要原因了。　

　　“画以人贵”。画品与人品是否相统一，这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清人松年说得好：“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经典的美术作品都是与其人品的修养、文化积淀融为一体的。美术艺术本身含纳天、地、人的精、气、神，包括着人文意向和人格旨趣，反映出的是人品、人心、人格、人性。有人认为因人而轻其画，从艺术角度来看，艺术本身的价值被贬抑了，可能是一件憾事。但书画为君子之艺，欣赏者观画时必然想到作者的为人，要将这两者截然分开，是难以办到的。
古往今来，有骨气的伟人、文人举不胜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们倾慕李太白不畏权贵，追求自我的豪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绽放出自苦寒的梅花香。这“香”就是梅花的一身傲气：愈寒愈香，愈寒愈韧！可是，有些艺术家难有李方膺那样的情操，不能像他那样，敢将梅花引为知己，在浊流翻起时，洁身自好、经霜凌雪，特别是近当代的一些文人尤其如此。当然，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文艺最大的局限，就是文人从形成的那天起，就很难脱离政治家而存在。自然地，便有了韩信那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名言。这句名言，让多少文人绕过了“骨头”这道灵魂的障碍，从此不管遭遇怎样的羞辱都有了借口，哪怕是胯下之辱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甚至认为，只有那些为了事业能屈能伸、能忍能让的人，才是最顽强的、最能造成大势的人。然而他们有所不知，这些人当中，成为韩信的少，成了阿Q的居多。

　　李方膺任地方官三十年，深知官场黑暗，便弃官学画。他想通过作画表达自己做官时未能实施的为民谋利的政治抱负，改用另一种形式延续对下层百姓的关怀和同情，使劳苦大众分享到温暖的和风。这一点，他在《题画梅》诗中也有表白：

　　挥笔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

　　他希望天风把可爱的梅花吹到每家每户，让家家户户都能享受到梅花的清香，让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诗中所述“天风”便是暖风、和风。这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充分体现。

　　李方膺除梅、竹外，画得较多的还有墨兰。他一般用焦墨画叶，水墨画花。他笔下的墨兰多为纵横交织、随风飘舞的乱叶疏花，特别是那些倒兰、侧兰，凸显出生命的节律和快感。李方膺画兰主要受到徐渭和石涛的影响，他在借鉴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构思，并使技艺有所创新。他于乾隆十六年九月画的一幅《墨兰图》是石涛《幽兰图》的仿作。两图虽同为一笔兰手法，但表现出美的形态不尽相同。石涛的一笔兰线条细润，直而微曲，前端略略翘起，表现出一种袅娜灵秀的阴柔美，体现主人幽然自赏的情绪；李方膺的一笔兰则是刚劲老辣，行笔有张有驰、抑扬顿挫，整簇兰草俯垂姿态，翘首盛放，表现了生命在受到某种摧残后的不屈和挣扎，借此表现出自己刚正不阿、不屈不挠，不落尘俗，出污不染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体现在他作官时，能做到洁身自好，不唯上、不唯官、不唯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兰花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与梅、竹、菊被誉为中国传统四君子。然而，兰和梅的孤绝、菊的风霜、竹的气节又有所不同，兰花象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质。因此，兰花那飘逸俊芳、绰约多姿；高洁淡雅、神韵兼备、纯正幽远、沁人肺腑的气质自古以来受人喜爱。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兰、赏兰、绘兰、写兰，一直是人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自我表露的又一重要途径，自然便成了诸如李方膺等高雅文化代表人士的象征。

　　李方膺禀性率直，这种性格如梅花亦如兰花。父亲说他“性憨不宜官”，但李方膺不以为然。他“奋志为官”，图的是济世济民。他初任山东乐安知县时，正值乐安遭遇水灾，他毅然启用存粮为粥，赈济百姓，并募民增筑曲堤，以防后患。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李方膺转任山东兰山知县，对豪强吞并田产等旧案，力主翻案，使冤抑昭雪。考虑到兰山地势低洼，多水患，方膺顺民愿，亲自督率夫役，开浚沟浍，使民众蒙利，受到百姓爱戴。次年，李方膺因反对河东总督王士俊开垦安山湖旁涸出之地，被劾“阻挠开垦”，受诬下狱。对此，百姓哗然，出现了众百姓因“公为民故获罪，拟视狱，不得入，则担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为满”的情形。可见李方膺一身正气、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戴。乾隆即位后，李方膺平反复职，调往安徽。此后，他以乞养父母为名，家居十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李方膺出任安徽潜山知县，后权署滁州知州。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在合肥知县任上又得罪了知府，被劾以“贪赃”去官。对此，李方膺含泪作《出合肥城别父老》二首，其一有云：“停车郭外泪潸然，父老情多马不前。茅店劝尝新麦饭，桑堤留看小秧田。”形象地刻画出李方膺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

　　李方膺不仅具有梅骨也具兰心，但换来的却是一身坎坷、几度沉浮，甚至经受牢狱之灾。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纵有梅骨兰心，洁身自好，又有何为。故，袁枚在总结李方膺官场生涯时说：“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动官谷，再劾违例请粜，再劾阻挠开垦，终劾以赃，皆太守有意督过之。”一株好好的兰花，被三剥两剥，便自然枯萎。

　　相关链接：李方膺(1695-1755)，清代诗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南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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