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花 手有余香——周武忠教授《中国花文化史》读后
发布日期：[ 2016-0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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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雁
百态千姿地呈现于大自然界的花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不仅是四时八节、良辰嘉会的植物美景，更是色、香、味、形可品可赏的精神乐事，早已在文化层面深度浸淫了人们的精神家园。遗憾的是，随着百余年来农业社会在中国的不断解体，在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强势影响下，中国民间的花文化传统却越来越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为改变这一积弱之势，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系教授兼中国花文化研究会会长周武忠先生，写作了《中国花文化史》（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该书以七十五万字，凡十三章、共五十六节的图文体量，另加《中国花卉发展大事记》、《中国花卉典籍》、《中国名人与花卉》、《中国传统花卉食品》等五个附录，集中展现中国古今花文化发生发展史的全貌，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史上一个学术空白。
作者指出：“花文化并非‘花卉’和‘文化’的简单组合，而是人与植物关系的自然流露。中国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引言》），而赏花的前提是知花，首先要懂得花之“道”，尤其是作为“一个爱花的民族”的子民，更要学会并善于从色、香、姿、韵四方面来品味和欣赏，因为“任何一种花木所能产生的美感，都是基于其自然特性之上的，因此，认识花卉是欣赏花卉美的前提。”而“结合花卉本身的自然美和人文之善的意识形态，以花的形、色、香、德隐喻人的品性或人生追求，主导了中国近3000年的花艺文化观。”（第三章《四时幽赏》）这一认知和发现，正是本书立论的重要基础。
为此，在以题为《花．华．花文化》的本书引言开篇后，作者别具匠心地规划了十三个主题内容，依次是：《千载流芳：中国花文化概览》、《滋兰树蕙：中国的花卉资源》、《四时幽赏：中国的用花艺术》、《莳花艺卉：花卉与中国园林》、《花朝月夕：花卉与中国民俗》、《含英咀华：花卉与民众健康》、《笔下生花：花卉与中国文学》、《水墨丹青：花卉与中国艺术》、《拈花微笑：花卉与儒释道》、《群芳会聚：花卉与中国典籍》、《名花倾城：中国国花与市花》、《屐痕处处：花文化与中国旅游》、《继往开来：中国花卉文化产业》，从而系统地探寻了中国花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及花文化内涵和外延发展的轨迹，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花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文并茂的《中国花文化史》，不是一部旨在讲解植物科技内涵的花史专著，而是一部从文化价值系统层面，引导和提升读者认知中国花文化史价值的随笔性读物，因此，作者在对各章标题作仔细推敲和精心设计之后，其著述的重点，自然集中在如何融会贯通中国花文化内容的方方面面，以充分凸现“花与人”和“人与花”之间的精神关系发展史。
浏览本书后不难发现，作者机巧地运用了先总叙、后分述的学术写作手法，从而在时间上从古及今地串联起了有关的花人花事，把在普通的观赏价值之外，花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分主题地解析于世。如前三章，基本上是对中国花卉资源、中国人用花艺术及其文化背景的概述，然后从第四章《莳花艺卉》开始，以九章分论中国花与古典园林，与古书典籍，与文学、艺术，与儒、释、道教，与民俗、养生、旅游，与中国国花和市花，直至与花卉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
在专题论述方面，作者力求在客观陈述现象、总结史实的基础上，能够突出提炼其所包含的中华文化意象。如通过对宋代男子在良辰佳节簪花习俗的考察，指出这是中国先民“辟邪求吉”的一种愿望体现，“自远古起，人们就认为某些植物有着禳灾避祸、祛除不洁、带来吉祥的特别功能。那些颜色鲜艳高洁、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们视为能带来吉祥的祥瑞之物。”通过对有关花卉入药疗病、入馔养生和窨茶、护肤现象的考察，指出这是以中华传统医药原理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哲学，“始终与儒、释、道的精神世界相呼应，最终形成养生与怡情并举的特点。”
在本书中，作者还随机引据了《诗经》、《离骚》中有关先民秉兰佩花的记载，及屈原、陶渊明、李白、周敦颐、李渔、林语堂等古今历史文化名人的鉴赏案例，以证说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常常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而庭院和书室中的花卉，则往往成为其情志趣尚的重要载体。如松、竹、梅被古人称为“岁寒三友”，表示历经磨难仍忠贞不渝的友谊和不畏艰苦环境的坚贞情操；而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则是以梅之高洁、兰之清幽、竹之亮节、菊之傲霜来表白人格和情操，这是以其植物品性来比德、言志和祈愿，使这四种植物实现了人文性的升华，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定的象征意义和复杂的情感因素。“园林花木的精神内涵和吉祥寓意，是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的艺术特质，也使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语素变得更加丰满。”
作者通过对历代文人学士以花卉为题材的诗歌、词赋、小说、戏剧等的考察，指出这些丰富而精彩的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中国每一个文化的心，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花卉文学的传统。” 通过对中国花鸟画的考察，则指出“无论是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还是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的水墨花卉，均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名家辈出，技法独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苑中的一枝奇葩。”
西谚云：“授人以花，手有余香。”在文化交流史上，奇花异卉还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和不同文化底蕴的人，实现沟通、交流和理解的最佳载体之一。日本植物学者中尾佐助教授(1916—1993)在《花与民族文化》一书中说，早在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花文化已成为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而邻近的中国作为日本花文化的前辈，其当时的花文化已十分辉煌”。至于线装百卷本的《广群芳谱》，在清嘉庆、道光年间，日本商船更曾多次将之捎带入境。另有史料表明，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到公元1918年，接受英国维奇花木公司的派遣，英国园艺学者威尔逊（1876—1930）曾不远万里，在二十年间五次来华搜集中国野生观赏植物，达千余个品种之多。他在192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花园之母》中表示：“欧美的花园、公园中，不可能没有中国产的观赏植物。或者说，没有中国产的观赏植物的种植，就不能成为优美的花园、公园了。”
为此周武忠先生行文所及，还时不时地在空间上将南北方、中西部乃至中国与海外的花人花事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以拓展中国花文化史的人文视野。
至于本书第九章《拈花微笑》中，作者以“儒学与花卉”、“佛教与花卉”、“道教与花卉”三节，纵谈儒、释、道学与花卉之间的关系，虽然较诸其他各章篇幅不大，但可谓匠心独运、别具只眼。他通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与道教、佛教浓厚的宗教思想氛围不同，儒学花木思想与精神似乎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得更为紧密，也因而更具有普适性，得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影响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
在《中国花文化史》后记中，周先生概略地回顾了他于1994年应邀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24届国际园艺科学大会，并在回国后呼吁成立中国花文化研究会的种种心路历程，然后总结陈说道：“健全的花文化体系可以引领花卉文化消费，促进花卉市场健康发展。创意设计新颖、优质的花文化产品，发展花文化旅游，可以丰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质，让花卉在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把其著述本书的学术原旨表白无遗。相信通过阅读本书，人们一定会在精神层面上，更富有知识性和学理性地认同花的人文价值和中国花的文化传统，并积极参与以“人与花，花与人”为主题的花文化事业和产业，让“美的花，花的美”在生活中发挥出更好的效用和更大的魅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