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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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凛 

　　泰州城中有一条古老的巷子——钟楼巷。西起海陵南路，穿越关帝庙巷，东至府南街，因巷内曾有一座古钟楼而得名。于巷中踏访寻味，老泰州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文脉遗存信手可拈。每口老井、每幢老宅，乃至每棵老树、每块花砖，都承载着城市久远的记忆。巷口是青砖青瓦的张淦清故居，那是我的外祖父成长的地方，是他的外公外婆家。这是一个古老的社区，史料记载的历史已有700余年。悠悠岁月里，这里经历了两次土改、数次旧城改造，门牌号码也由陈家桥北大街17号、城中路165号、钟楼巷47-2号，最终消失殆尽，取而代之以肥梁胖柱罗底泼墨砖的纪念堂。

　　我的外曾祖父张淦清，字汉卿，祖籍江苏江都，其父范长林入赘于泰州张氏，遂定居于泰州。张淦清身材魁梧，臂力过人。少时不乐意学习商业，私下跟武师习武，后来投军，任保甲局分巡、巡警所巡官，因捕盗有功，被保举为蓝翎千总。继而投效淮南缉私营，任水陆缉私差官，后被控告失职，关押于江都监狱中。出狱后回到泰州，恰逢泰州举办保商队，张淦清被推为管带。宣统三年秋，徐宝山宣布泰州光复，任命张淦清为泰州军政司令部司令。民国二年，司令部裁撤，改任商巡营营长。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政局动荡，为保卫地方，张淦清宣布泰州独立，稳定了人心。

　　生命是个故事，人生旅程如是。在追忆外公外婆往事中，我试图从匆匆岁月中截取一个片段，向大家诉说一个动荡岁月中的家庭故事。

　　我的外公名叫张鸿俊，在钟楼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曾任川沙县县政府秘书，1948年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走前我的母亲刚满一岁。

　　传闻外公在川沙县娶了个小妾，没有带外婆走却带了小妾去了台湾。我曾一度鄙视外公不负责任，直到某一天看了外公寄回的书信，才明白外公的身不由己，未能回家看一眼就离开成为外公最大的心结。

　　外公走后，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外婆靠变卖家当度日。“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外婆的真实写照。文盲的她靠自己养活了7个子女，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偶尔能敲点矿石拿到几分钱。邻居们时常分些食物给外婆，外婆感谢这些好意，却偷偷把这些食物分给其他人，从未拿回家中。我很不理解这种做法，现代人的价值观认为，在不能自保的时候还把必需品分给他人，是对自己、对家人不负责的表现。但是，或许，我的外婆还不是一个“现代人”。

　　外婆曾经富裕过、受宠过、救济过他人，也被抛弃过、批斗过、穷困潦倒过，可是她一直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遵从三从四德带大了一群孩子，他们人格健全，心理健康，没有因为父爱的缺失而孤僻，也没有因为贫穷而自卑，每个人都是乐观向上、和蔼可亲的。

　　外公去了台湾后和朋友合伙开了化工厂，在那时这是令人羡慕的。可好景不长，化工厂发生爆炸，外公被炸伤住院就医一年多。事故也造成合伙人间的矛盾，出院后外公不得已退出化工厂，为了生计做了航海船员。渐渐地年迈的外公身体越来越差，只好提前退休。

　　有人说，历史是关于个人的宏大叙事。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看似偶然，却总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情境。就如同当年，外公那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国民党人，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到了一个陌生又荒芜的地方——台湾，开始拓荒者的人生体验。而这些理想与现实的冲撞，爱国情感与政治理念的纠缠，全部都交织于一串串历史事件中。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整风整社等运动，外婆置身其中，外公置身其外，他们的联系也因为这些运动而断开了31年。

　　1979年，外公在与友人邓先生（泰州人，姓名不详）的交谈中得知大陆的政策改变及家中的地址，于1979年7月13日给外婆写了第一封信，通过邓先生的太太从香港九龙转寄到泰州。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读信时从中能感受到外公内心的激动，对家人的思念喷薄在字里行间。前后书信十余封，都在询问父母、妻儿、兄弟姐妹、好友的情况，字字念家字字怀念。从信中得知，外公晚年身体一直不好，大部分光阴都是在医院或疗养所度过的。1980年11月26日外公因长期肺气肿引发心脏病去世。事实上，外公没有带妾去台湾，在台湾也没有成家，只收养一义女，名张慧珍，是他生病卧床时唯一陪伴身边的人。她曾在1991年来探望过外婆，之后便失去了联系。

　　渐渐淡忘的记忆，在我的询问下再次发光。偶然碰到父母友人之父，谈到我的外公，老爷子回忆中赞叹道：你外公和你外曾祖父一样高大威武，在省泰中校篮球队是主力中锋，中学时期追求者众多。这些埋藏在父辈记忆里的花絮又给我揭开了外公的另一面。我看着外公从台湾寄回来的他五十岁时的一张照片，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又生动了几分。

　　虽未曾相见，那份亲情，永存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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