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越崎看民革前辈“初心”
发布日期：[ 2017-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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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列 韩 芸 赵 晔
孙越崎原名孙毓麒，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县山区同康村，16岁时入县里的简易师范。1913年进入上海的复旦公学，1917年春，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后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1923年在吉林穆棱煤矿（现属黑龙江省）工作。孙越崎是个有抱负的青年，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的矿业，36岁时他毅然辞职赴美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在美国完成学业以后，他又考察了英法德三国的矿业，1932年底，回到南京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员兼矿室主任。
孙越崎没有把青春耽搁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为了施展他所学到的专业知识，40岁的他不怕艰苦，亲赴津浦、陇海铁路沿线调查煤矿，同年到陕北实地调查、绘制石油勘探开发计划。1934年，孙越崎凭借专业技能担任陕北油矿勘探处长，率队在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打成了中国人主持的第一口油井。初战告捷后，孙越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大机遇。当时，中英合资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濒临破产，英国大使非常不满意河南省政府对中福公司的领导，要求中福公司直接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管辖。1934年底，孙越崎被派去整顿该煤矿，在该矿担任总工程师、总经理。面对一个烂摊子，孙越崎展示了他难得的才干，仅用一年时间就将中福煤矿扭亏为盈，实现了“产运销100万吨煤炭、赢利100万元”的计划。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越崎力排众议，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拆运设备，转移人员，把中福煤矿整体迁移到四川后方，有力地保证了军需和民用，支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41年3月16日，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甘肃油矿局，调派孙越崎任总经理。当时，从美国订购的石油设备大部分在缅甸仰光被日军炸毁。在这个危急时刻，孙越崎决定自力更生，立即着手组织设备的设计，并到大后方重庆收集原材料，组织上百家企业赶制石油炼油设备发运到玉门。1942年11月初，终于提前完成了180万加仑汽油的指标，比上年增产9倍。玉门油矿成为旧中国投入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陆相油田之一，再一次显示了孙越崎的卓越才干和爱国情怀。
孙越崎不仅仅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他还是一个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这正是一个民主党派领导必备的政治素质。青年时代的孙越崎就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当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没落，就放弃了国民政府的高官厚禄，主动向共产党靠拢，并在解放前夕毅然决然投向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后，孙越崎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后任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煤炭工业部顾问等职。他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民革中央常委、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这样孙越崎完成了从一个实业家向社会活动家的转型。作为一个民革的老领导，他不仅生活朴素、清正廉洁，而且刚正不阿，敢献谏言、做诤友。比如，在国家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他既能顾全大局，又坚持个人观点，这正是一个参政党领导难得的品格魅力。
孙越崎不愧为民主党派人士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民革前辈的革命初心。所谓初心，原意就是人之初那一颗与生俱来的善良、真诚、无邪、进取、宽容、博爱之心。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初心就是指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孙越崎身上所折射出的民革前辈的革命初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鞠躬尽瘁、爱国为民的初心。
孙越崎曾经说过：“我现在虽然已经是百岁之年了，但是，我为国为民的心仍不老，我要继续为祖国的四化贡献余热。”他92岁时，还率政协三峡工程考察组沿三峡实地考察38天；97岁时，亲笔撰写三万言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的连在一起。
在孙越崎长达103年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担任矿务股长，还是荣膺政府高级职务，务实精神很突出。远渡重洋求学，他不图学位，只求增长采矿知识，学以致用。国共和谈破裂，他不图迁台高官厚禄，只求能留大陆为祖国的能源工业多发一分光和热。”
从一位激越昂扬的热血青年——北洋大学矿冶系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的学生会会长；到一位寄希望于实业救国的中年专家——曾任玉门油矿总经理、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到一位敢于为真理和正义犯颜抗上的有勇有谋之人——软磨硬泡，拒不执行蒋介石迁厂去台命令；再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暮年，孙越崎为国强民富呕心沥血、真诚建言，蹭蹬坎坷大半生，初心不改，令人敬佩。
其次，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之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初心。
“孙越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在亲眼见证了旧中国的政治黑暗、经历了一次次工业救国的梦想破灭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独立自主地进行和平建设。在对中国共产党从相近、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中，他最终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并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孙越崎从三十年代起至解放前夕和蒋介石有过多次接触。1942年9月蒋介石到嘉裕关视察玉门油矿；1945年12月蒋介石到北平，了解有关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的问题；1946年1月蒋介石派孙越崎去东北与苏联谈判关于合办东北重工业问题。孙越崎本可以凭借与蒋介石的关系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正因为接近国民政府的高层才使他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进而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前夕，据孙越崎估计，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三省由于内战，工矿业损失达100亿美元之多，这让他心痛不已。此时，他虽已就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但对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和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统治深感失望，逐渐将救国的希望转向了共产党。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站到共产党、人民革命一边。孙越崎的思想也有过斗争的过程，继续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高官厚禄不成问题，照当时的职位和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程度，“入阁拜相”也大有可能，可是那就完全抛掉了自己为建设工业化的中国献身的平生大志。后来，他找到了邵力子先生，并决定与中共联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孙越崎已经下决心投向光明。在与中共地下党上海组织及香港组织接触中，他留在大陆的决心，一天比一天坚定。1949年5月底，在尽力完成资源委员会的护厂护矿工作后，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到香港。到港后，孙越崎立即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北上抵京，真正加入到人民阵营，从此，他走上了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真诚合作之路。
第三，追求真理、真诚合作、信念坚定、不断前进的初心。
同许多民革前辈一样，孙越崎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他曾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抗战时期，他又为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孙越崎先生是为国家事业做官的。”这在国民党旧官僚中是很少见的。
有专家认为，孙越崎对百年中国的影响，莫过于解放前夕那次大起义。“作为当时国家生产事业专管机构，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系统拥有电力、钢铁、机械、电工、化工、矿业、煤业、石油、水泥、制糖、造纸等11个行业的293家企业，包括大中型企业96家；职工26万余人，其中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员2万余名；主要产品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钨、锑、石油100％，电力50％，锑80％，煤32.5％，水泥40％。”“……1949年的中国毕竟不是1912年的中国，它已有了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尽管还很弱小。此外，还拥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队伍，他们已跨入‘现代门槛’。他们拥有技术专长，具有管理复杂经济组织的经验。这是一支储备力量，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基础。”“在1953－1957年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有三分之二来自原有生产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原有的工业基础“提供了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提供了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提供了经济活动的组织框架。再加上苏联专家和苏联的培训，中国就有可能对50年代后期投产的大批新工厂中迅速增加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提供经验并进行训练。”而这些，后来又都“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走专家及图纸所造成的困难中，起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就会慢得多，就会更严重地依赖外国技术人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孙越崎和他的家属以及原资源委员会的旧部属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冲击，他从来没有计较过。但他为旧属平反落实政策，一遍又一遍地给中共中央、中央统战部写信，终于配合有关单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他这一行动，不仅是对历史负责，对旧部属负责，也是对共产党负责，从一个具体的方面为共产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了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孙越崎由于与台湾上层人士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关系，他为开展两岸交往，促进和平统一，到处奔走呼吁。1988年和1990年，两赴香港，通过电话隔海与在台湾的老朋友张群、陈立夫等人共叙友情，互致问候。在香港期间，孙越崎出席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他在会上呼吁：“海峡两岸的隔离隔阂，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民族的利益，尽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越快越好，这是我这个百岁老人最后一次对年轻人要说的恳切态度……”他还多次在北京接待台湾来访的原国民党政要李国鼎、赵耀东、李达海等，向他们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希望在台湾的旧属，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今天，我们重温孙老的革命初心，就是为了继承民革光荣传统，永远保持民革前辈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对国家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我们民主党派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