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路何须愁日暮——台岛出版文化行走记
发布日期：[ 2017-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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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荣
2016年7月25日至30日，我和同事应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邀请，对包括时报出版公司、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华书局、印刻文学出版社、中研院出版中心等5家出版机构作交流访问。
这五家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界各有特色，基本可以代表台湾的纸本图书出版行业。时报出版原属于《中国时报》系，现《中国时报》已经被台湾旺旺集团所收购，专门出版店销书，以大众读物为主要选题方向，每年约出版400本图书，在台湾属于上柜公司，在大众图书出版的行列中，位于前三甲。我们到访的时候，时报出版公司刚刚推出了一匣三卷本红色套装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时报出版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政岷先生把这套墨迹甫干的新书赠与我们当作见面礼。《中国时报》的创始人是曾位阶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的余纪忠先生。余先生是我们的学长，毕业于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历史系，到台湾后投身报业，成为台湾报界的传奇人物。先生虽在远，一直不忘支持母校——南京大学的教育事业，多次捐款助学。先生坚定支持国家统一大业，有一颗炽热的拳拳爱国之心。先生去世后，其家族后人，仍然支持母校事业的发展。此次我们访问时报出版，多少也有校友情谊的因素。时报赵董事长自我介绍时说，他毕业于台湾的“中央大学”，似乎有一种源于一宗的亲近与认同。
时报出版专做店销书。当下店销书是出版人最难啃的骨头。台湾人口少，市场容量小，做店销书更勉为其难，确实需要勇气。正因如此，他们也积极拓展与大陆的联系，一是输出优秀读物的简体字版，《白先勇细说红楼》已经与大陆达成了版权合同；二是借力大陆的文化产品，引进版权，拓展台湾阅读市场。大陆出版过一本《宋朝饭局》，在市场上没有掀起波澜，时报引进版权后，在书名上做了文章，书名调整为《吃一次有趣的宋朝饭局》，结果在台岛大卖5万册，几成经典案例，大陆的资源与台湾的包装、市场有了一次美丽的邂逅。在图书细分市场与图书的先期营销方面，台湾同人的探索有一定的领先优势，而大陆的创作资源、市场空间则是台岛所不能企及的，两岸交流合作有一定的互补性。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则属于《联合报》系，成立于1974年，比时报出版早一年，总经理罗国俊曾任《联合报》总编辑，现兼任台北市报业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在报界根深叶茂。这种图书出版与报纸经营间的人才互动，在台湾出版界屡见不鲜。不少人有多年记者的经历，这也练就了他们敏锐的选题意识和现实的市场考量。联经擅长学术出版，曾出版过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顾颉刚全集》《钱穆全集》《牟宗山全集》《齐如山全集》等。联经在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商业管理以及亲子绘本等领域，经营有年，成绩斐然。但学术图书毕竟是小众，台湾当局每年资助出版的总费用只有区区的50万台币，僧多粥少，多数学术图书第一次印刷后，很少有重印的机会。近些年，联经深耕台湾市场，联经书坊成为堪比诚品书店的文化地标；同时，也积极布局大陆市场，成立上海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把联经的图书通过上海这个文化大都市，推向中国大陆。但如果能把大陆宽广的渠道资源与台湾独特的学术资源完美嫁接，则是一件两岸都乐见其成的事。
相比前两者，东华书局在大陆公众中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但却是三者中历史最悠久的。东华书局成立于1965年，以出版高校教材为主。我们在会议室看到张玉法院士主编的多卷本《中华通史》，执行长陈锦煌先生说，版权已经卖给北京的中信出版社了。陈先生对大陆的出版如数家珍，在北京享有盛名的合作出版公司——华章公司，就有陈先生的影子。陈先生出生在缅甸，成长在新加坡，在美国留学、工作，熟悉海外华文出版，也熟悉世界出版，他是我十年来在台岛所遇见的最具全球眼光的出版家。尽管对纸本出版前途忧虑，陈执行长仍在坚守，是一位真正有理想的出版人。东华书局地理位置绝对不亚于北京的王府井，对面就是台湾银行，再往左前方，就是台湾人尽皆知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这样繁华的要道，东华略显沧桑的哈佛红砖楼多了一份坦然，临街的一层正在装修。陈执行长开玩笑说，再过几个月来，就可以在那里一边翻书，一边品尝东华的咖啡。东华人30多年前就开始了“咖啡+书店”的模式。这令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美国大学书店看到的“混合经营”的图景：一边卖图书，一边卖文化衫、钥匙扣、运动服、棒球帽，还有许多我们今天称为文创的产品，后者的销售与回报丝毫不逊色于图书。东华的“咖啡+书店”模式也许源于“混合经营”的启迪。
陪同我们去东华的是原东华书局的总编辑黄荣华，他是南京大学的校友，现在还在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读编辑出版的博士学位，而我和另一位同事恰好是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研究生导师，我们之间成了亦师亦友的同道。他目前是台湾数字图书协会的秘书长，另一个头衔则是台湾海峡两岸华文出版品与物流协会理事。
台湾的数字图书，主要做东南亚华文市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是台湾传统的文化产品辐射区，与当下大陆数字图书价格竞争无序乃至混乱的状况相比，台湾的数字图书盈利模式非常独特。他们采用买断、年租等方案，电子书有年度限制。这是他们优长的制度设计，盈利稳定。他们与厦门外图的电子图书平台有很好的合作，与阿里云有技术合作。
理未乱，剪不断。
无论店销书、学术书、教材，还是方兴未艾的电子书，大陆的市场、大陆的平台、大陆的技术都在台湾的出版文化产业中显现身影。
台湾中研院出版中心，主要出版中研院同仁的作品，史学作品成为主流。三十多年来，中研院在民国人物口述历史、台湾地方文献以及中研院学人专著出版方面，持之以恒，成绩不俗。中研院出版中心主要为中研院学人提供出版服务，极少接受外来书稿，也罕见引进版权。但近些年来，中研院学人的书稿在大陆出版者越来越多，与大陆学人合作研究、出版成为新的趋势。
2015年，两岸史学工作者70人，联袂出版了18卷《中华民国专题史》，这是海峡两岸大型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研究的经典，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享史料，共修史书”的先行范例，我作为该项目的出版负责人，从朦胧想法到具体选题，再到成品上架，历时五年，见证了两岸共修史书的艰难与喜悦。最终18卷专题著作整体出版，深感欣慰。
中研院出版中心的负责人都是兼职，这次接待我们的是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研究员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余敏玲研究员。
这次与台北出版同仁交流期间，也有同道私下提醒，由于台湾政党轮替，新“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有关民国史材料的利用、版权的转让可能会受到影响。回到南京不久，台湾“国史馆”就发表了限制大陆与香港史学工作者利用“国史馆”资料的声明，在海内外史学界引发愤慨。两岸学者在微信圈签名抵制。压力之下，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不得不草草收场。此一逆流，可以看出台湾确有那么一些人是要阻隔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的。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相同的文化基因，如何人为阻隔彼此的交流？放眼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南北分裂，政权对峙，文化的交流融合何曾因分裂而中断？！
就出版文化而言，两岸的交流不会因为台岛少数政治人物的操弄而停滞，十余年来的历史可以佐证。
2008年元月，台湾两党轮替在即，民进党沦为在野党已是板上钉钉。我参加了中国大陆大学出版社代表团与台湾出版同行的学术文化交流。台北出版行业公会甚至台湾“陆委会”的官员都出席了欢迎晚宴。此后八年，两岸迎来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交往时期。就出版文化而言，两岸交流的标志性平台——海峡书展就是在这一时期打造而成的，每年一次，台北和厦门轮流举办，两岸出版业从中受益良多。
如果再往前追溯，台湾文化业界对大陆的想象与期待，也早已有之，笔者有亲身感受。
2007年9月，我曾访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期间被台科大图书公司总经理徐鸣龙先生邀请，探讨台湾职业教育出版与我所供职的大学合作出版的可能性。更有从事台湾基础教育培训的业者，与我见面，希望挺进大陆的教学辅助读物市场，这些都令我始料不及。
显然，他们对大陆的文化出版市场充满了期待。事实上，两岸教育体系的不同，课纲的不同，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与教辅出版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但在童书、通识读物、文学作品和学术出版等传统文化领域则空间巨大，我们这一次的台岛交流正是因此而行。这也说明了，经过八年的彼此交流合作，双方的合作路径已经越来越清晰。
清初人顾炎武有诗云：“远路何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两岸一家亲，统一终有日。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会因为一些小小的逆流而改变其浩浩荡荡的大势。这也是我们此行与台湾出版同道交流后的真切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