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水北调说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通水，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喜事。

记得1992年初，民革中央曾组建了一个“南水北调方案专家调查团”，就如何处理中线与东线两条调水线路问题，听取两线所经过的京、津、冀、豫、鄂、苏、鲁两市五省有关领导与所属水利部门的意见。由当时民革中央副主席童傅同志任团长，上述七地民革组织各派一位相关专家为团员，外加一位随团秘书共计9人，我有幸被民革江苏省委推派参加。童傅团长是国际知名天文学家、世界天文学会副主席，为人朴实严谨，廉洁谦逊；团员沈老来自湖北，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资深老水利专家；水利专家伍国梁来自天津，是团里的笔杆子；来自北京的是到过南极的女地学家谢又予；还有一位老李，是山东大学地质系教授。与这些人一道共事，令我受益匪浅。

当年2月，我们从北京出发，先后赶赴石家庄、郑州、武汉、南京、济南、天津，月末回到北京。每至一地都受到有关省市党政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并一起听取了水利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一些尚不清楚的关键问题可提出质疑。此外还重点视察了中线引水源头——湖北丹江口水库，东线的江苏江都运河船闸水利枢纽工程，山东境内东线正在施工穿越黄河的地下遂道，中线引水进京津两地的入水口，以及中途临时追加察看的河北保定已经冰封的白洋淀，一路可谓马不停蹄连轴转。回到民革中央后，我们立即进行讨论，形成统一意见，由伍国梁同志执笔成文，再经民革中央审定，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其实，早在1958年就有南水北调小分队与我们找油地质队同时在青藏高原分头进行野外调查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一伟大工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所积累的调查研究成果与资料难以计数。我们寥寥数人短短二十几天，看看听听，走马观花，只是在参政议政方面为中央下达工程启动令，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转瞬间，23年过去，这段短暂的经历留给我的震撼与思考至今依然萦绕心间。

一、中国北方缺水，我早有所知，但京津冀地区整体严重缺水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始所未料的。每到缺水季节，河北全省都不得不“停工压农保生活”，政府下令工厂停水，农业压缩用水，全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水。河北如此，首都北京怎么办！中国北方几乎都缺水，今后怎么持续发展！？

在古代，沧州一带是朝廷发配犯人的荒凉滨海湿地平原；解放前后的华北平原地表水也很丰富，河水清澈，人们常在水中沐浴，坐在岸边可洗脚。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表水少了，开始打井取水。再后来，浅层地下水也供不应求，只得向更深层探采，直到百米甚至更深。但是，越深的地下水中含氟量越高。老百姓长年饮用这种水，很多人不知不觉地患上“氟骨病”，骨骼中的钙不断流失，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头低了，背驼了，腰弯了，腿瘸了，脚崴了。一个个骨瘦如柴，躯体变形，行走困难，直至彻底丧失劳动力。看到一张张这样悲惨痛苦的照片，无不令人动容，让人揪心！这样的患者不是几百几千，整个沧州-德州地区饮用的都是这种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40多年了，决不能再让我们的父老乡亲继续喝这种水了！南水北调工程，特别是中线调水工程必须尽早动工！

我们在武汉听取湖北水利部门汇报时，见其文字提纲中关于中线工程可能的负面后果写的不少，而对南水北调工程的重大意义及其将会产生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仅寥寥数语，我当时就提出这种写法与看法在对待国家全局与局部关系上失之偏颇。不过，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取水，确实将会大大减少水库以下汉江的流量，从而影响该流域范围内工农业的发展，甚至会引起某些难以预期的生态经济改变。水库扩容与大坝抬高，迫使库区限期大规模移民。湖北人民舍小家为国家，如期完成了这一惊世壮举。可以说，没有湖北人民的积极支持与巨大付出，就不会有今天的中线通水。

东线调水早在建国之初的治淮工程时已经开始，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的。依托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江苏的瓜州古渡一路向北，拓宽加深古河道，修建一系列船闸，逐级抬高水位，并与长江三角洲河湖连网，使灌溉、防洪、排涝、通航、发电、调水六大功能合为一体，今后可在中央、地方双重积极性的推动下，最终将长江之水从苏鲁边境进一步调入冀鲁京津大地，已是指日可待。

西线调水问题，当时没有列入我们的调查范围，所以知之甚少。西线调水就是从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的源头向昆仑山-秦岭以北调水。我认为真正的“亚洲水塔”应指青藏高原，而不仅是指三江（黄河、长江与澜沧江）之源。其水源主要是冰川雪山的溶水，众多大小湖泊也有一定的积水。若用体积计算整个高原冰川雪山冻结的水量，应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其中大部分为南流的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等供水，能补给长江、黄河的水量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不论具体调水线路如何选定，都要跨越中国第一、第二两大地貌台阶间巨大的落差。高山、深谷、流沙、草甸、沼泽、冻土等各具特质的地貌单元与高寒缺氧、紫外线强、风雪雷雹等恶劣气候条件都是对工程施工和后期维护管理的一种世界性顶级挑战。其资金投入将大大超过中线与东线，最终能否“得可偿失”，很难令人乐观！当需认真调查，审慎论证。

二、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加速可能与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北方大范围严重缺水，除了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外，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上古时代的中原大地，原本山峦叠翠，森林繁茂，水源充沛。黄河古象化石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带关于舜以象耕田的传说，汉字中的形声字“豫”，成为当今河南省最生动、最直观、最精练的时空概括。“豫”，有欢喜、快乐、安闲、舒适之情。它又同“预”，有预先、事前、加入之意。都是大象农耕，风调雨顺，山水宜居，丰收喜庆的诗画写照。

考古证明，华夏文明的建筑、葬制等等可以说是木头的艺术。如果历史学家能从资料中进行统计分析，几千年毁掉的森林面积数量肯定令人触目惊心！可以大胆推断：首先被毁的是古文明中心附近的山地森林，有关的资源产地及其通往中原的沿途森林也难幸免。通达西域的丝绸之路当然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站在1930年松潘大地震留下的山体滑坡顶端俯拍岷江堰塞湖（叠溪海子）的照片时，犹如看见一只面上飘满无数火柴棒的水碗，展现出异样风光。再到山下细看，湖上漂的全是一根根直径一两米的大圆木，每根长达8~10米，粗略估计这种栋梁之材有几百根之多，根根都是数百年树龄的参天古木！顿觉不寒而栗，满目凄凉。我彷佛听到那片原始森林惨遭砍毁时的哀嚎（在其上游九寨沟景区的两条沟中，有一条就是因为部分森林被伐，致使景色破败）！拥有现代装备与科技的今天中国，毁林速度正以几何级数在疯长！

对此中央早有禁伐指令，东北地区关停了一批伐木场，伐木队变成护林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就已建立了一整套的护林防火制度。70年代，皖南林区边界的公路出口都设有检查站，严禁一切车辆运出违规木材与竹木器。但是，近一二十年来，一些不法之徒追求一夜暴富，利用市场经济和管理的漏洞，潜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偷采盗伐，使原已岌岌可危的森林生态系统濒临绝境。滑坡泥石流多源于滥砍滥伐造成的水土流失。四川汶川地震引发严重的次生地质灾害，不仅仅归于地质活动与山体破碎，更主要还是滥砍滥伐造成的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为滑坡泥石流的瞬间爆发孕育了激活前提。

森林是基因库，它是庇护物种多样性的神圣天国。森林是净化器，它调节空气的温度湿度，制造负氧离子。森林是小水库，它涵养水源。毁林导致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引发荒漠化干旱，荒漠化干旱又反过来加速水土流失。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区域性缺水趋势不断放大，一时难以逆转。

60年代初，我在呼伦贝尔高原进行第四纪地貌调查时，发现那里草原生态非常脆弱，一条细细（哪怕是间歇性）的水流，只要将薄薄的植被切破，不安定的气流就会在断开的草皮根部兴风作浪，一束束旋风柱，把其下的沙土掀起来，扬起的粉尘被高空的强劲气流带走，贴地跳跃前进的流沙，遇到河边、湖边、山边等坎状地形的阻挡，往往堆积为风成沙丘（带）。一片完整的草原植被，一旦出现一处或几处破口，整片草原的沙化就会悄悄地启动。

20世纪后半叶，新疆大规模农垦，过度引用塔里木河水，引发“千年不死”的耐旱胡杨林大面积死亡，罗布泊最终消失，使原本的区域干旱缺水趋势雪上加霜。

人们为了取得珍贵的皮毛，长期大肆扑杀狐狼等鼠类天敌，导致鼠害成灾，也是沙漠化与干旱缺水的又一重要起因。

五千万年以来印度板块向北与欧亚板块碰撞，青藏高原隆升北移，中国西北地区形成南北受挤的隔挡式内陆盆岭地貌。印度洋暖湿气流被阻挡在青藏高原之南。来自中亚内陆干热的西风，经过沿途干旱盆地的不断除湿及山口峡谷“管道效应”的加速，宏观上促使这里持续加剧干旱缺水的总趋势难以改变。

当前最紧迫的事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制止中国北方荒漠化的加速过程。

首先是领导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如能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就会尽快将它列入议事日程全力解决。

其次是摸清区内有多少水源地，有多少可用的水资源，地下水有多少可用，全区需要多少水，工用、农用、民用各多少，供需之间有多少缺口，它们的变化趋势是怎样一条量化曲线；有哪些地方干旱缺水，缺多少、原因何在，影响它们的诸多因素各自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有多少片森林与草场、面积各多少，有多少得到良好的保护管理、有多少遭破坏或退化，其程度如何、原因何在，它们各能涵养多少水等。此外还要科学地计算出不同区块每平方公里有多少自然资源，有多少水，可以承载与养活多少人等等，只有把账目算细，家底才会摸得清。

再次，是总结以往经验，找出或形成一套治理办法，一套目标要求和达标条件。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瓶颈”，要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多部门多单位协同作战。

最重要的是教育人民（首先教育好自己，增强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解水，认识水，懂得水与环境，水与生命，水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间至关重要的关系，形成人人自觉爱水、惜水、保水、节水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有了这一条，就不会有对自然的疯狂索取与破坏，做到“解铃还须系铃人”。

三、与长距离调水工程类似的，还有治理大气污染及雾霾问题；人口增长生二胎，城市化与可供资源承载底线问题；矿产资源有计划综合利用与单一矿种勘探开发市场化引起的矿难事故，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重大自然灾害预测等级区域评估，超前防范预案及应急救援机制问题；地球固液气生各层圈之间质能交流与人类生存发展宜居环境问题等等，都涉及中国甚至世界当前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诸如此类，这些具有全局与长远的系统性问题，如何与市场化商品经济协调共荣，我自以为十分重要又不知如何解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形势越好越要有忧患意识，这就是南水北调让我所想起的。

2015年3月8日凌晨4时草稿，3月13日17时完稿（第三稿）。

（编者注：李道琪，男，1935年6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曾获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课题成果二等奖。退休前为地矿部华东石油地质局科技教育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2月加入民革，系民革江苏省委会直属工委党员。此文作于2015年，李老回忆了30年前参与的党派调研工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诸多问题的思考。文章既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又有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文笔流畅，言辞恳切，展现了老一辈民革党员的眼界格局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