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至民国,许多读书人回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在油灯下的背影。当其从族学或学堂回家时,母亲正坐在布机前;当其玩心大炽,想溜出门找小伙伴游戏时,母亲还在布机前;当其上床睡觉时,母亲坐在布机前;当其被噩梦惊醒时,母亲依旧坐在织机前……对于江南文风与科举之盛,人们找出了多种因素,但甚少有人从织布母亲对孩子的示范作用,从其给予孩子的家庭温暖及安全感的角度来解释。
明清以来,江南大多数地区家庭手织业发达。人们公认:“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 江南家庭手织业已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大部分产品为市场生产。由于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松江成了早期近代中国的兰开厦。”
包世臣指出:“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松江府、太仓直隶州手织副业的收入比重逐步上升,农业生产的空间不断被挤缩,最终导致手织业成为农家生产的主业,而农业生产则成了真正的“副业”。乾隆(1736—1795)初年,嘉定县志的编者精僻地指出:“男耕得食,女织得衣,普天所同。而嘉邑之男以棉花为生,嘉邑之女以棉布为务。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棉花棉布甚至完全替代了稻米。时人写道:“国家下数十万艘以转漕江南,惟嘉定得免。盖其地无一粒之产。”宝山县农家对织布业的依赖程度极深,该县“版籍虽存米额,其实专种木棉。……小人之依全在花布织作。”
据估计,1860年松江府的总人口为300万人,年产土布30420560匹,共需182523360个劳动日;以每家5口、每户1.5名织布者计,需要松江所有家庭每年织202.8天。应该说,织布是这一时期松江农家名符其实的主业。
织布成了江南农家的主收入,家中各项开支多有赖于此。在有些地区,一人织布甚至可以养活一个数口、乃至八口之家。
据《江苏省通志稿》,明清依靠纺织独立供养家庭而被旌表为“贞孝”的女性中,太仓州最多,有20位,其次为松江府,有10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手织业是这些地区许多家庭的惟一收入来源。在松、太地区,乡村女性织布能手总是许多家庭托媒求亲的对象。为了把女儿留在家中,不少父母要求女婿入赘,所生子女一半随父姓,一半随母姓。
男子也参与纺织。早在明朝时,松江地区,“镇市男子,亦晓女红。”清人关于松江织布业的诗中写道:“乡村男妇人人谙。”有些男子的织布技艺甚至胜过女子。昆山地区,“至于麻缕机织之事,则男子素习焉,妇人或不如也。”上海农村地区向有“男纺女织”之说。作为农业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男子大量从事手织业,说明该业已成为许多农家的主业,并不仅是由妇孺承担的低报酬工作。
为了满足土布生产的需要,农家极大地增加了棉花的种植比重。在松、太地区,“大率种木棉者十之七,种稻者十之二,豆菽杂粮十之一。”人们通称之为“棉七稻三”。“棉七稻三”的种植比重,实质上就是种二季棉花后,接着种一季稻。在20世纪初以前,曾维持了数百年之久,是松江府等地区的常规比重。并且,这种种植惯例除了粮食自给的需要外,一是为了棉田积蓄肥力,二是为了通过水灌的方式给棉田除草。这也说明,稻作真正成了棉作的附属。
农家把大量的稻田、麦田改成棉田,同样单位的棉田所需的工本大为增加,原本过剩的劳动力与相对短缺的自然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随之增加,其价格因之猛涨。同治(1862—1874)以后的短短数十年间,上海周边农村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了数倍,有些地区则上涨了8倍。
除供应国内的市场外,明朝时,就有中国土布输往日本。英国这个以棉纺织业兴国并称霸全球的“世界工厂”,直到19世纪早期竟然还大量地购用“南京布”(即松江土布)。当时,“南京布”在颜色与质地方面均优于英国棉布。19世纪前期,英国上流社会时髦的装束是杭绸衬衫加南京布裤子。美国人还把中国土布大量地贩运到美国、中美洲、南美乃至西欧去。因此,即便在西欧完成工业化以后,江南南地区的家庭手织业仍然是世界市场经济的有机构成部分。
19世纪末,中国工业化兴起后,江南农村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学者们多认为,这是由于廉价的工业品竞争的结果,工业品市场越来越大,土布市场越来越萎缩。包世臣写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此类记述在各类文献中俯拾即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更为盛行。
其实,上述看法极具表面性。江南地区手织业的衰落,并非洋布市场竞争的结果。即使就市场竞争而言,洋布对土布的竞争也远没有土布对土布的竞争激烈。在下面随机选择的4个年份中,1875、1905、1919和1931年,土布(以平方码计)在国内棉布市场上的比重分别为78.1%、78.7%、65.5%和61.6%。据1933年海关报告:“比岁以还,进口棉货,每况愈下。查四年以前,所有进口棉货总值,(棉纱在内棉花除外)尚居各项进口洋货之首席;迨及民国二十年,则退居第二;洎乎上年则降为第三;本年则一跌而为第六矣。”
就江苏的布匹市场而言,甚至自清末起就是土、洋布在相互竞争,且土布越来越占优势,而非仅仅是洋布排挤土布。据镇江海关对19世纪末布匹市场的观察:“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
尤为重要的是,洋布和土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着不同的消费人群。费维恺认为,“国内机织布和进口货并不是手织布完美的替代品。”土布业在江南衰落的同时,在其他某些地区却发展迅速,江南的通州、海门,华北高阳、宝坻、潍县等均崛起为新的土布中心。
实际上,江南土布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进入20世纪,江南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由于进厂当工人获得了比土布业更高的收入,使原来织土布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许多地区逐步从“副业主业化”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时人指出:“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
上海附近织布农民成为工业工人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该市纱厂中,即使年老的乡村妇女也可在粗纱间找到工作。杨树浦附近村庄,“拥有土地的家庭,喜欢把土地出租一部分给别人,以便腾出时间,到都市工作。”据对无锡荣巷、开原两乡外出人口的调查,其中82.5%的人前往上海,这些人中,做职工、店员的占75%以上。上海公共租界中,1900年,江苏人口为141855人,1930年增加到500576人。
在常熟,1919年以前,仅织布厂即有31家,招收女工4320人。宝山县的宝兴纱厂,一开工就招收工人约六七百名。杨思乡的恒源轧花厂和恒大纱厂,招收女工900多人,而该乡共有女性人口8000多人。
上海农村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其他像真如地区,“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宝山县,“向恃织布,运往各口销售。近则男女多入工厂。”川沙县“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如此众多的手织女工被吸纳到工业中来,江南手织业焉能不衰落?据调查,松江华阳镇800户农家,有职工670名,织布户仅有1家(1女)。嘉定89户农家中,仅前往上海一地的做工者即达29人,兼营织布副业的仅6家。
不少较富裕的家庭,大量离开乡村搬进城市居住,仅留下老人在家看门种田。上海近郊也成了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以便就近上海,寻找合适的工作。
1933年,仅沪、宁、锡三地就有工厂4487家,工人319565人。1932年,江苏女工占全省女性总数的12.76%。全省从事工业的女性人口达200余万人,考虑到务工的女性绝大部分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南女子从事工业的比重至少比全省平均数要高1倍。
从苏南地区的实际情形来看,企业与家庭生产使用的是基本相同的劳动力资源,且前者在竞争中占有极大的优势。据上海农村一老年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
顺理成章的是,来自工业的收入成了许多家庭的主收入。据对上海纱厂工人的调查,一家庭有田18亩,从土地获得年收入54元,但家主“轻视农业”;有两个家庭各有田4亩,从土地获得的年收入均为12元,一家稳定的经济来源靠“媳妇在厂中工作”,另一家仅家主一人在电力公司的月薪即为36元。在太仓县利泰乡,由于设立了利泰纱厂,有些家庭经济很快转向以工资收入为主。
婚姻关系和女性地位等,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进厂工作的妇女显著地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位农村母亲说:“现在女儿即使不比男孩更有用,也和男孩一样。我的两个女儿在厂里都有份好工作,而我读过书的儿子却在村里无所事事。”在厂里的女工们则说:“现在男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能自己谋生,不再像以前的妇女那样依附他们了。”有人领养孩子时,宁愿抚养女孩,而不愿抚养男孩。有位犯了过去被视为万恶之首──“淫乱”过错的妇女,其夫家也因其可以到丝厂务工,而“待她与从前一样”。
在农村土布利润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江南土布业的衰落乃势所必然。但土布业的衰落,并不表明农家收入的减少,更不能证明农家经济的破产。恰恰相反,这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农民从离土到离村的质的变化。由于“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上海附近农村的劳动力,“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而一些新兴的土布区农家的收入,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尤为重要的是,尽管苏南地区的土布业衰落了,但农村商品市场并没有普遍让位于工业品的迹象,反而使农业与手织业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
由于乡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严重衰退、城市家庭基本生存费用较高,当时各家通常是“老年人种田,年轻人在厂工作”。而城市家庭的消费,仅食物、衣着、燃料等支出,一般占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因此,那些留守人员只能种植田亩较小、劳动强度不大的稻、麦、豆和蔬菜等。这些农产品均以自给为主、出售为次。
衣着是城乡居民第二大消费支出,维系土布生产同样可减轻城乡家庭的开支。尽管近代上海领引全国服装之潮流,但上海的苏南籍女工仍喜欢自家织制的衣料。至于宝山县,“中人之家妇女尚以荆布相安。”在嘉定,自光绪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邑人服装朴素,大率多用土布及绵绸府绸。” 20年代末,南汇县仍盛产经花布,“乡间妇女织以自用或馈亲友。”真如地区,“日用所需,乡人类能自制。”嘉定胶东乡,1948年刊行的方志称,“旧时农隙之时,均纺纱织布,除供一家衣着外兼以出售,协助家用,近虽机器纱布盛行,家人衣着仍有自纺自织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织布仍然是苏南地区老弱幼孺等家庭留守人员最常见的手工业。一般家庭对土布的消费偏爱及出于生计考虑是手织业继续存在的基础,是其由商品型转向自给型生产的主因。
工业化兴起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以农为本,江南不少地区却率先过渡到了副业(织布)主业化的阶段。现代工业兴起后,许多地区又过渡到了工业主业化的时代,充分体现了这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前导性。大工业的发展,把原来从事手织业的生力军大量吸引到工厂中成为机器织布者,使乡村手织者的数量大为下降,素质明显退步。因此,江南手织业的衰落主要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农村主劳力向工业的转移,使农家经济从商品性生产大量地转向自给性生产。(作者系民革南京大学基层委员会主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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