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书话:从《镇江沦陷记》到《我向南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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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雁

　　岁月无情，如今还能见证中日战事的“抗战老人”多已凋逝，不过一部真实生动的中国军民抗战史却不容因此而失传。所幸历史文献的留存，忠诚地为我们保存着珍贵的记忆。我们只要打开那一代人留下的图片、自传、回忆录等，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最真切的中华民族所曾经历的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艰难史。

　　今春四月下旬，我在香港淘到一部旧书，作者在其中一篇《抗战八年》中有这么一段话：

　　明治维新，日本一步登天的现代化了。从此睥睨邻封，虎视东亚，而以公元一九零二年日英同盟为“大日本帝国”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之颠峰。由于国力之不断膨胀，早垂涎于我东北“山川之壮丽，物产之丰隆”，更视我国乃至整个东亚为其囊中物；益以蓄谋之久，准备之充实，竟于“九一八”伸其魔掌，继之以淞沪、华北“欺负到头上”的百般侵凌，而卒迫使我国忍无可忍，于“七七”燃起抗战的炮火。在日本帝国军阀的如意算盘下，满以为经过一番“膺惩”，“独霸东亚”的美梦，正如希特勒第三帝国之席卷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一举击溃法兰西那样容易而迅速的实现。那知我国在受尽屈辱之下，不抗则已，一抗便是以持久消耗对付速战速决……

　　而六年前的香港之行，在青文书屋淘到的旧书《山河恋》的作者也有记述：“卢沟桥的一场血战……桥上被毁的碑亭及弹痕，至今犹存，耐人回味当时的紧张场面。那时，笔者年方弱冠，城陷后逃出”，而“在北平———这座文化城里的十几万知识青年，眼前摆着两条路，第一条就是逃走参加抗日的救亡工作，第二条路就是苟延残喘，在(北)平等待敌人的蹂躏……”；余之良在《我向南逃》中则指出：“对日战争八年中，日本对付我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以优势的军事武力，以战逼降。另一种则是政治的所谓以华制华，来牵制分化我们的反抗力量。像他扶植的东北满洲帝国、华北自治区、内蒙古盟旗联盟、日满支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等等，这些都是操纵在他们手里……”

　　“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七个字既是民生的血肉教训，更是中华民族的惨痛经验。6月12日下午，笔者应邀参观了南京先锋书店举办的“抗战一瞬间”历史图片展览，并得到台湾收藏家秦风先生赠送的一部同名书籍。

　　《抗战一瞬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以历史照片所反映的主题情境分为“火种”、“人心”、“出征”、“沦陷”、“战斗”、“流离”、“出卖”、“暴行”、“凌辱”、“谎言”、“轰炸”、“后援”、“同盟”、“胜利”、“正义”和“宽容”十六个单元，照片外均有图注，真切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种种“瞬间”。这是编著者向世人“呈现更丰富、更生动的抗战图像”的一种尝试，他说自己“试图以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小情境汇集成大时代的洪流，流入今天你我的血液中。”

　　秦风先生在本书自序中表示：“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笔者对自己这几年所收集的抗战照片做了一个总结，编成了这本书，以期对六十年前结束的那场民族圣战做一个感性的回顾，对于牺牲生命成全家国的先人表示无限的崇敬———由于他们勇敢地面对苦难，承担了民族觉醒的重责大任，今天的我们始能在一个强大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

　　抗日御寇的终于胜利，是中华民族不可亡的精神里程碑。因此，中华民族整体的繁荣和发展，应该成为全体华夏子孙的一种共识，更应成为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智慧。在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爰取日常雁斋所藏书略加串读，唤醒民族记忆，以为“后事之师”。


　　　　　　　　　　　　　　　《镇江沦陷记》

　　上一个农历丁丑年的十一月，正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张怿伯先生在江苏兴化开笔补记了两个多月前目睹耳闻的日寇侵占镇江的事实，命名为《镇江沦陷记》。本书虽然只是“一地方一时间的痛史”，但是作者以身历之痛，披露“亡国滋味”，激发“同仇敌忾”，呼唤“民族精神”，增强“抗战意识”的初衷甚明，加上作者所取记实叙事笔法，更添真实。

　　《镇江沦陷记》主体内容分为九个单元，首为“沦陷前之种种”，次为“一二·八日寇陷镇江”，三叙日寇“劫掠”，四述“奸淫”，五录“烧杀及伤害侮辱”，六记“拉夫”、“烤火”、“住房”、“作践”、“吃食”、“榨取”种种，七发“笔者的感想”，八则“杂录”在沦陷后镇江的所见所闻，九系“逃亡后之所闻镇江消息”。附录有美国人莫龙纳先生于1938年7月15日发表在上海《大美晚报》上的《南京屠城记》。

　　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新版的嵇钧生编注的《镇江沦陷记》，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除上述外，还编入了张怿伯先生《守厂记》，德峻和尚《焦山沦陷记》，以及嵇钧生所编《镇江地区沦陷前后(1937年8月-12月)》等史料；下编则为嵇钧生所撰张怿伯及其《镇江沦陷记》的背景传记，1998年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拍卖《镇江沦陷记》手稿的故事，以及齐锡宝《纪念先翁张怿伯》等，因此本书实为—部翔实真切的抗战镇江沦陷实录。

　　沦陷日寇之手前，镇江系国民政府江苏省的省会，是江南一座正在建设和崛起中的新兴都市。当此前半月昆山、苏州失守以后，镇江的学校已经停课散学，公务人员纷纷搬家，银行相继停闭后市面也随即停歇，于是“江苏省会若千万众，处于无政府状态下了。官府对民众，已弃之如遗，死活存亡，只好你们各自打算了。”

　　那么当日寇盘踞镇江以后，市民的表现又将如何呢?请看：

　　敌军入境后，路上行人个个臂缠白布，布上都有一块笔画或布做的红圆圆，形同膏药一样……秩序比较安定时，与(敌兵)在路相逢，尽可各走各的。但每有人，见敌兵过，就停了步，垂首落肩的站在一边，既举手，又脱帽，还要忙鞠躬，所有全套恭顺礼节，恨不得都在一个时间，一齐表现出来，用奴颜婢膝四个字，来描写那副神情，恐犹不足以形容。敌兵也有把糖果香烟等物，送给人吃，或把抢来东西，转送给人，受到的人，就会觉得荣幸，逢人宣扬，这些对敌的逢迎献媚，表现了我国民智太低，缺乏教育。如此国民，虽然见之齿冷，但还是国家教育不好的缘故，今后负教育责任者，该当怎样注意呀!

　　这就是作者笔下所记的镇江实态。作为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张怿伯先生撰写本文可谓极尽伤生忧时之作，其中夹叙夹议，完全可当一篇致国致民的奏议献策来读。

　　作者以两个多月的亡国奴见闻，笔之于书，以期惊醒愚昧无知甚且对于日寇统治抱有幻想的国民：“回想东四省沦亡六年，百姓怎样的被束缚不自由，我们见不到，听不到，照现在沦陷区中的防范情形，就可想见东省同胞之如何受苦，当初以为东省还在老远，他的沦亡可以漠不关心的，岂料一转眼间祸已临到头上，自己尝到苦味了。看看眼前的事实，只有大家一致努力求果，除非争得整个国、族的生存和自由，任何地方的百姓，将来都免不了要受罪呀！”

　　如记日寇“对上城乡民，除强迫出费打针外，并令行鞠躬礼，如不娴习，或觉其鞠躬时间缺乏诚意，当即勒令跪在地上，复令头上顶一重约十余斤之砖石，历久始放……”；镇江沦陷以后，城乡居比“谋不到生计，烟赌之风大盛，于是造成窃贼遍地，宵小横行的世界。妇女则为贫所迫，操淫业者，日见增多。大好江苏省会，已经弄得不成人境……安居乐业，在沦陷区中，是不要梦想的!”

　　可注意的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沦陷城市生活以后，作者总结道：“本篇淫掠烧杀等门，所列举之日寇暴行事实，计有五十六件。其中属于本公司自身，及公司人员各家所遭遇的，达二十一件。仅仅乎这几处，遭遇已如此，推而至于全城受祸情形，不亦可以想见么?”于是他以切肤之痛，更发七点“感想”，其中有关于战时报道和记实方面，关于战区军民医疗治伤方面，关于战区政府组织百姓疏散撤退方面，关于县级长官守土问责方面，关于破除未沦陷区幻想方面，关于民拥兵、兵护民的兵民合作的关系方面，尤其是关于全民爱国抗日的决心动员方面，字里行间不断闪烁着的是拳拳爱民之心和灼灼救国之见：

　　此次日寇挟带战胜威风来到镇江，穷凶极恶，十足道地，做了一番毁灭的工作。十余万人的镇江，全城家家户户弄得无家不破，无室不空，毁坏财物，不计其数，杀戮生命，无从统计……未遭铁蹄蹂躏下的地方同胞们，乘早尽量出钱出力，帮助国家抗战。卫国就是保家，救国就是救自己，切弗作壁上观，坐失机会，及至国破，家也随亡，那就悔之无及了。

　　未受敌人蹂躏的地方的同胞们，切莫以为敌人入境，不过是统治的变更，还可安居乐业，照常享受。笔者真诚告诉你们，这实在是梦想，断断没有这会(回)事。敌军一经来到，百姓就要下十八层阿鼻地狱。如果想过舒服日子，还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量帮助国家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才有安身之日。

　　张怿伯先生的《镇江沦陷记》，是一篇抗战之初作者家乡沦陷于日寇的实录，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倡议书。作者推己及人的真诚，忧国忧民的赤诚，令我们这一代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人读来依然动容。

　　总之，《镇江沦陷记》不仅是镇江人氏乡土血泪的记事本，更应当成为全体炎黄子孙不可须臾忘怀的历史教训的教科书。


　　　　　　　　　　　　　　　　《水留痕》

　　辛巳霜降后一周，偶然在南京获缘得读台湾老报人尹元甲先生晚年所撰回忆录《水留痕：八十述往》，该书由忆主借台北飞燕印刷公司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印问世，旨在分赠亲友，以代家书，兼留雁声也。

　　所谓“水留痕”，并无典故，用忆主自序中的逊言，乃因“庸碌一生，实无可记述，因念生当有史以来罕见之人时代，常能履险如夷，平安走过，垂暮之年，诚望载我生命之舟，在历经惊涛骇浪，航抵彼岸途中，留下一些水痕，也算不虚此行。”

　　实则尹老先生此语，未免谦抑过甚。自少年英俊时在镇江尝试编辑《京报》(1936年秋)，到抗日战争初期一腔热血，在淮阴报名加入军旅，尽管后来实际参与的主要是“笔杆抗战”，即编辑苏北战区的《战报》(1938年元旦始刊)，到日租界内的《华报》(1939年4月始刊)，到《青年战士报》(1952年)的总编辑和乃后《新生报》(1967年)的副总编辑，职业所系，不仅于中国现代报业多所参与，且因身经翻天覆地之“大时代”，耳闻目睹，自多珍贵的见闻乃至高贵的见识。

　　或如启迪忆主卒以“水留痕”三字命名本书的世纪老友、工业总会副秘书长邵育云先生序言中所说：

　　挚友尹元甲兄，家学渊源、才情横逸。为名记者，为名编辑，为名作家。不仅政论文章，认事真切，议论精审，小品文章，亦极具情趣，每一篇出，常传诵不已。身处动荡时代，历经“抗日”“戡乱”，艰难困苦，出生入死，备尝可泣可歌之处境。

　　(是书)字里行间，无一字虚言，无一字夸大，浑朴天真，信、雅兼具。尤其追念父母，孝思不匮。对伯叔兄弟姊妹等姻情友情，刻划深入，跃然纸上，非大手笔曷克臻此?至情至性，深获我心!其经历各项战役，描述甚详，足可补历史之不足。至于从业新闻、对江苏报业发展，由于身历其境，更能亲切有味。

　　《水留痕：八十述往》的主体内容，凡15题，依次为：“我的家世”、“在南京时永难磨灭的回忆”、“求学时代”、“忆儿时”、“少不更事编《京报》”、“我编过卢沟桥爆发大战新闻”、“在淮阴投笔从戎”、“孤岛昙花一现的《华报》”、“终生难忘的敌后艰困岁月”、“一段不可思议的失忆”、“在屯溪等到了胜利”、“凯旋返乡四年又出走”、“《青战》十年”、“在《公论报》与《新生报》”和“来台后的生活”。附录有《返乡一月杂感》和《闲话镇江俚语》两文，可见其回到大陆以后的观感和念乡怀土的思想。

　　毕竟是阅历与经验俱丰的老报人，尹老先生的叙事极有章法，有条不紊地将自己所经历的人事世事娓娓道来，便引人入胜。

　　对于往日社会面相的揭示和报业珍闻的记述，大有史料之价值。前者如说：“(占地宽广的)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南高师，两者都是中国著名学府，也是白下人士心目中的夤宫圣地，但并不门禁森严，巍峨的正门和四周的侧门，都任人进出，不稍限制”（第19页）“当时大陆各地，内乱正殷，五毒横行(所谓‘五毒’系指立监委、国大代、新闻记、散兵游、流亡学)”，并特别指出：“‘五毒’之一的流亡学生，到处流荡，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商、民碰上他们，无不退避三舍。设若躲之不及，只有任令予取予求，以期破财挡灾。”（第64页）

　　尤其令人感怀的，是渗透在作者思想深处的爱国持家传统和民族大义的自然流露。如他为中学拜把弟兄、国军团长秦鹏云在国共黄桥战役中阵亡惋惜道：“抗战期间，未死于杀敌疆场，却在一场不明不白的内战中丢了命，令人无限叹息”。

　　当然，上述种种，自然在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又包含着必然。作者在本书的《结语》中感慨说：“人生际遇无常，每因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生的方向。”

　　他认为，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至少有两件事：一是1937年底在淮阴公园内与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族叔的巧遇，让他由枕戈从戎的军士转而为荷笔从戎的抗日报人，以至于他“虽是历劫余生，仍有愧对历史的遗憾”；二是1949年年底前夕，大陆与香港边界尚未关闭时，假如选择全家居停香港，则阖家团聚，人生也就没有后来的种种变故波折了。“这两件事，都决定于一念之间”，然而又确实改变了他“一生的方向。”

　　然而令作者聊可自慰的，是“匆匆走过八十寒暑，最骄傲的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坚持的理念，也对得起历史”。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令这位老人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在八十高龄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部与其说是个人回忆录，毋宁说是一个报人经历历史的珍贵自传。


　　　　　　　　　　　　　　　《我向南逃》

　　乙酉小满后一周，接到台北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寄来的一册《我向南逃》，由台湾作家余之良作。据书后附印的“写作纪事年表”，本书十万字，开笔于二零零一年七月，十月定稿，次年二月二十日由尔雅出版社出版。

　　《我向南逃》乃“尔雅文学人传记”之一，书系中尚有《涨潮日：隐地自传》等。据尔雅社的推介广告：“一个在动乱时代成长的文艺少年———写过小说集《番戏》的余之良，随著空军电台撤退，到了北大荒的鄂尔多斯草原、西北方的零陵、南方的广西、海南岛……他以一字一句，诗一般地诉说著他的生命里程，同时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已经随风飘逝的大时代的悲欢离合……”

　　其中提及的小说集《番戏》，当为余之良先生的代表作，据介绍系“塞外夷族的写实录，也是余之良的精心杰作”，全书收录十篇小说，“在‘宁静’日渐离开我们远去的现在，让我们从《番戏》中找回我们失去的宁静岁月。”

　　《番戏》其实只是集中的一篇名作。余之良先生曾经自述，1969年写成这篇两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以后，即投稿至香港的《今日世界》：“这是一份美国在亚洲销路最广大的宣扬性杂志。我的稿件寄去立即被采用，杂志社回信，在十个月以后分四期发表。并先寄来三千元稿酬，那时我正被穷困缠绕，三千元是个大数目，它解除我很多生活上的窘境。”

　　《我向南逃》共有31个篇目，从作者在河南省开封的初中时代写起，直至1949年兵败退海南岛，又在年底从海南岛由空中败退到台湾岛为止。当年由于日寇侵入中原腹地，因此遽然中断了作者在河南省会开封的高级中学生活，进入到向“大后方”四川逃亡的难民群中。他们历尽辛苦，终于经湖北宜昌，由江轮上行到达成都。

　　尽管作者的父亲是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但他却因家庭艰困而不得复学，于是在二十一岁时投考进入中国航空委员会的无线电班，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名无线电技术兵。他在书中写道：

　　那个时候，我们抵抗日本侵略已经是第四年，美国还没有参战。我们的物质几乎全仰赖苏联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汽油，很不容易的从遥远的新疆一辆接一辆的由卡车运送过来。飞机除了自己买的霍克三和北美，在作战性能上，是无法与日军的装备相比的，可以说完全是以劣势对抗优势。像我生活在成都这么大的都市，对空火力方面连一架高射炮也没有，可见当时我们的武器和装备是多么的困难……日本鬼为了使大后方屈服，只好以大批的轰炸机飞进四川轰炸，他想瘫痪我们。他的九六式轰炸机只要天气好，便成群的像蝗虫般的飞到四川滥炸，每天几乎没有停过。

　　而当“苦撑八年的战争终于胜利”，随着国共之战“烽火再起”，作者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已从军中退役的父亲所心心念念的“等天下平静，他要带我们到南京定居”的宿愿，从此也就成为了泡影。

　　因此，当作者晚年打开记忆的闸门写作本书至于结尾时，不禁感慨系之道：“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尽管实质情况未变，可是潮流变了，时代变了，人们的想法变了。我们望望四周，我们展望这个世界，我们在等，等甚么?等天一下平静，等高品质有尊严的自由和生活。虽然我们等得头发都白了，我们还是要等，等等等……”

　　作者的字里行间，一种身世沧桑之感透破了纸背。于是期待“高品质有尊严的自由和生活”的诉求，遂成为一种理想，甚至凝结而为一种民意。举凡民意者，孙中山先生早有预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值此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让我们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共同整合政治智慧，继承先辈精神，担当历史重任，去努力开创中华民族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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