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事：一个普通家庭的经历和回忆
发布日期：[ 2005-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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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复铭
第一次逃难
“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以后，中国东部形成一个向西部移民的浪潮。我们家也是这个大浪潮中的一个分子。这样的移民浪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宣布“迁都重庆，移师再战”。一时，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纷纷西迁。西迁分几路：有的先到汉口，再经宜昌到重庆；有的是汉口、长沙、桂林、重庆；也有的经过贵阳到昆明。政府机关一般都是先迁汉口，武汉吃紧后再迁重庆。那时我爸爸余绍仁在交通部长江航政司工作，因此我们选的是第一条路线，坐轮船朔江而上。
这次西迁，除了机关学校外还有许多的民营企业，他们的西迁除了要疏散人员外，还要运送许多基础设施、机械设备。因此企业多数通过长江航运将这些物资器材运往大后方。淞沪战争开始以后，长江航运任务之重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轮船已经供不应求，一些民营企业只有靠木船来运输他们的设备，一时江面呈现无数白帆缓缓西行。宜昌以西是三峡，滩多，河道曲窄水流湍急，适逢1937年冬枯水期河床浅窄，更加重了这里对航运的制约。一时宜昌岸边物资器材堆积如山绵延数里。而疯狂的日寇为了破坏西移战略，不时地派飞机轰炸长江沿岸的物资以及江上航行的船只。光民生轮船公司就有16艘轮船被炸沉，116人在执行西运任务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木船的损失和伤亡人数更无法统计。大量的老百姓也加入西迁的浪潮。随着战事吃紧，日寇一步步紧逼，逃难的人群一批接着一批，一浪高过一浪。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以后，大量安徽难民逃往后方。以后每失陷一座城市就有一批难民逃难。国民政府为了妥善解决大量老百姓西迁问题，专门制定了《非常时期运送难民办法》：在许多沿途城市设置难民接送站，解决难民住宿、饮食和交通运输问题。据统计，那阶段向内地疏散人口约1000多万人。
南京沦陷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移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武汉。继上海南京失守以后，1938年6月，安庆九江相继失陷，因此保卫大武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影响全局。蒋介石非常重视，部署了120个师100万兵力在大别山、鄱阳湖以及长江沿岸一带。1938年8月初到10月下旬，武汉保卫战坚持了三个月，中国军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敌军损失惨重，保障了我基础设施的安全转移。自此，日寇进攻之势衰落，如陷泥潭，面对崇山峻岭的大巴山脉，暂时放弃了西进的攻势，开始了对大后方猛烈的轰炸。日军《345》号大陆指令：“攻击重庆市区，震撼其政权，挫伤其意志”。从1938年底至1942年春，日寇连续三年对我大后方实施血腥的轰炸。从武汉到重庆只有780公里，比起从日本本土飞到重庆，武汉就要近多了。鬼子把汉口江岸的万国赛马场，华商赛马场加以改造，变成了很好的空军起飞基地。以后在孝感、应城也建立了相应基地。和伦敦一样重庆也是个雾都，一到下半年大雾笼罩着山城，什么也看不见。次年的4至7月气温开始回升，温度升高大雾很快消散，能见度比较高。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日本鬼子就是选这个时候干的。
为了对抗敌人的空袭，重庆当局制定了空袭警报条例，条例规定：挂一个红灯笼并拉警报，表示敌机已开始向我空袭，但比较远。听到警报后，大家就要做好进防空洞的准备；挂二个红灯笼并拉警报，表示敌机已经临近，必须进防空洞；挂三个红灯笼，称为“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已飞临上空，这时大家一点动静都不能有。每逢拉警报，我妈就把—切工作都停下来，赶紧收拾东西。我和我姐姐那怕是在吃饭都要停下来，穿好鞋子，接着我妈就抱着我牵着我姐姐走出家门。我爸是经常不在家的，他常常出差到长寿、合川去。遇见事情就我妈自己处理。防空洞是赶挖出来的，时间仓促设备不周全，通风照明都不好，里面阴暗、潮湿。我一进防空洞感觉气闷就要哭。平常时间大人对于小孩哭根本无所谓，但非常时期敌机在顶上盘旋，孩子在“哇”“哇”地哭，暴露了目标，别人的说话就不客气。还有我姐姐也不讨人喜欢，她憋不住尿，蹲下就撒尿，可想而知别人的反感。夜里跑警报更受罪，半夜警报一响，妈妈就催我们起来，眼睛还睁不开就穿衣服，走起路也是懵懵懂懂的。抗战时期实行灯火管制，敌机来了是不许开灯的，出家门迟了，全城拉闸，只有摸黑走路。有些烟哥胆子真大，到角落里划根火柴抽一支烟，立刻遭到防空岗哨的制止。听大人说，重庆市有汉奸用反光镜或发无线电报把目标告诉敌人。有一次蒋介石在南岸黄山官邸开会，汉奸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敌机，很快敌机飞临上空，投下炸弹，差一点击中蒋介石。最初，日本人只是当天扔完炸弹就走，不再来。后来手段更毒辣，采取疲劳轰炸的办法，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批接着一批，一连空袭十几个小时。叫你吃饭吃不成，睡觉睡不成，刚走出防空洞，又得回防空洞。日本鬼子的轰炸不分军事目标或非军事目标，见人就炸。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都是针对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两天先后投弹166枚、126枚，有炸弹也有燃烧弹。炸弹投下首先产生巨大爆炸，顷刻间烈焰冲天，一片火海，接着房倒屋塌，伴着凄厉叫声，最后剩下—片烧焦的废墟，残垣瓦砾，尸体枕藉。“五·三”轰炸，中山公园的电杆、树枝上挂着断臂肝肠；“五·四”轰炸把重庆市有名的千年古刹唐代罗汉寺毁得精光；有一位和尚正帮别人做佛事念经，遭到炸弹袭击，死时还坐着。据1939年《四川省各地空袭损害统计表》记载；“五·三”这天炸死673人，伤350人；“五·四”这天炸死3318人，伤1973人；二天炸毁房屋几千间。我们当时住在嘉陵江边的上清寺，不在市中心幸免于难。
回到沦陷区
我妈妈过宗诚是江苏无锡人，四川人称我们这些逃难来的人都称为下江人，来到四川经常生病。这里属于盆地气候，空气闷热、潮湿，妈妈感到水土不服。爸爸又不在身边，于是就产生回到沦陷区的想法。经过我爸爸的同意，1939年底，我妈妈带着我姐姐和我三人又踏上回南京的路。我们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越南———那时称为安南。越南人很穷，男女都赤足，喜欢吃槟榔，一口雪白的牙齿。他们上火车、下火车的本事很高会飞车，在火车上有顺手牵羊的习惯。我们从越南的海防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上海。我们是第一次坐海船，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全家都不停呕吐。到了上海在阿姨家住了二天又坐火车回南京。
在南京车站下车的人都要消毒。大家排好队依秩序将手放进高锰酸钾药水的盆子里浸泡一下，然后露出膀子让护士打一针预防针，端着刺刀的皇军在旁监督，一个都躲不掉。到南京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妈的工作和我们的住宿。我妈到金陵大学找到陈宗一先生，他是园艺系主任。陈先生介绍我妈到汉口路小学去教书；又介绍我们到鼓楼双龙巷“中华农学会”大院里的主楼的楼上一间小屋里去住。陈宗一先生又名陈嵘，是早期的留美生，中国林业界的老前辈。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调到北京中央林业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
南京平静多了，没有大后方那种轰炸的威胁，新街口依然那样繁华，夫子庙照旧那样热闹，中山马路两旁商店都开门营业，汽车来来往往，大鸿楼里宾客满座。前不久的浩劫———大屠杀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到，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南京人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南京还能看到马车，鼓楼到玄武湖一带经常听到嘚!—嘚!—嘚!—的马蹄声，车夫把鞭子在空中一扬，“啪!”的一声马便加快了脚步。我们住的“中华农学会”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的门是铁的，院子里有几棵参天梧桐树。“中华农学会”的主楼里储藏着大量的图书资料，还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农学会没有开展什么学术活动，也没有什么人来过，院子由一个姓陈的管事来看管，我们叫他陈男麻子。我们的对面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练兵场，日本鬼子是很认真的。每天我都看见他们戴着头盔和面罩，胸前挂一块板，好像是牛皮，也好像是铜板，很光滑是作为防护用的，每人手里拿着棍子面对面的拼刺，口中哇喇哇喇直叫。我们的左邻住的是一位日本军官，他的老婆———日本婆子每天傍晚都要站在门口90度地弯腰，恭迎她的丈夫回家。日本婆子穿的是和服，脚上穿着的是木屐。他们的院子和我们的院子只用寥寥几根铁丝隔起来。这个军官有一个女孩，喜欢站在铁丝网的那边，我喜欢站在铁丝网的这边，我们常常面对面。那时的环境，我们是不会友善的，非但不友善而且是怒目而视。我们两人的嘴里都嘟哝着，因为言语不通，我不知道她骂什么，她也不知道我骂什么。有一天状态激化了，她飞起一块石头直奔我来，我躲闪不及，正中太阳穴，顿时鲜血直流。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就好了，我们也没有敢去找他们赔偿医药费，脸上倒是没有留下什么疤，但留在心里有个疤。我们双龙巷是用鹅卵石铺成的路。早上，日本鬼子的小孩要经过这里上学，下午放学也要经过这里。我天天看见他们拿着航空模型，天天在这双龙巷的巷子里飞。简单的模型把橡筋一拉紧，飞机就弹出去。复杂一点的要拧紧橡筋，使螺旋浆旋转产生的推力起飞。双龙巷就成了航空模型的比赛场地，每一个都要来此比试一番。日本女孩不穿长裤，只穿短裙，那怕是再冷的冬天，风雪再大也这样。
有一天是在五台山广场还是在金陵大学的足球场我已记不太清了，反正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开一个很隆重的会，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会场的一边有一辆辆小轿车停在那里。会场里挤满了很多人，会场前面有一个讲台，讲台用棚子搭起来的能挡住太阳，讲台上站着许多人———不外乎有“身份”的鬼子和汉奸。上午九、十点钟，天气很好，一个人站在麦克风前讲话，大概是讲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问题。话音刚落，一阵阵热热掌声就响个不停，接着，一只只白色鸽子从会场前面人的手中飞出来。离地面近的时候鸽子发出啪!———啪!———的声响，飞到高空就变成嗡———嗡———的哨声，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闪光。我那时不懂这一幕是什么意思，只不过对天空翱翔的鸽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在中华农学会的院子里玩耍，突然闪进来一个“皇军”军官，全身戎装，就像电影里演的日本军官的样子一样，穿着马靴，撇着指挥刀，他手里拿着一包糖果，外面用报纸包着。他对我说：“小孩，你的糖果的欣交———欣交———的呢!”。说完这话以后，把糖果放在水泥的路上，就走出院子去了。陈男麻子的儿子曾对我讲过欣交就是送给你的意思，我受宠若惊拔腿跑去对妈说：“日本人给了我一包糖!”。我满以为妈妈会和我一样高兴，那知妈听了吓一跳。赶紧跟我去把那包糖扔到拉圾里。并对我说：“糖果里有炸药，你吃了要死的。”当时我对妈的话半信半疑，但对那包糖我有些恋恋不舍，丢了感觉可惜。现在想起来妈的话不一定对，因为那时日本人已经不像大屠杀时那样任意杀人了，而采取的是绥靖政策。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太平洋上夏威夷岛的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美英当即宣布对日作战，结束了中国单独对日作战的局面，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欢欣鼓舞，我妈妈也非常高兴，但也有一件事使我们烦恼，就是我爸爸不能寄钱给我们了。本来我爸爸是通过英美银行寄钱给我们的，现在这些银行都被查封了。另外，我妈妈许多教会里的朋友纷纷走了。这样，我母亲又想回到大后方去。不久，我们又启程了，这次是真正的逃难。我们的路线是越过封锁线到达重庆。
回到大后方
我们先坐轮船到汉口。到了汉口只有选择坐木船，因为木船可以越过封锁线。我们偷偷地上了木船，没想到要去大后方的人很多，不止我们一家，他们都是不愿意受日本人的气而离开沦陷区的。木船过封锁线的时候是晚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也许鬼子在睡觉，也许鬼子对难民睁只眼闭只眼，总之我们比较顺利地过了封锁线，大家松了一口气。上了岸我们的目标是三斗坪，我们所选择的路越来越窄，越走越难走。起初还坐了一段汽车，以后汽车不能走了，只有选择小路。小路上只能行走独轮车，当地人称之为鸡公车，走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这种车只有一个轮子，有两个手把，推车的人将带子系住二个手把，搭在肩膀上，二手握住手把向前推。我们全家雇一辆独轮车，我坐在独轮车的这边，全家的行李放在独轮车的那边，车夫推着我和行李向前走。妈妈牵着姐姐跟在后面走，过一会儿我姐姐又换我坐在独轮车上，妈妈牵着我跟在后面走。走了几天，到了丘陵地带，我们的运输工具无法胜任，只有换下鸡公车请挑夫。挑夫有一根扁担二个罗筐，我坐在这边的罗筐里，我们的行李放在那边的罗筐里，挑夫用扁担把我和我们的行李挑起来，走起路来那根扁担颤悠颤悠地起伏，我和行李也跟着上下跳动。妈妈和姐姐还是跟在后面走，有时姐姐也换我坐在罗筐内，妈妈一直跟在后面走。再往前走就是高山了，原来的交通工具又不行了，只有换成轿子，当地人叫作滑竿。这种滑竿的结构并不复杂，用二根长竹竿中间绑一只躺椅就成，只不过是前后二个人抬。这里的轿夫看上去并不健康，脸黄黄的，人瘦瘦的，可是抬起轿子来很有力气。在崎岖的山路上抬着轿子前后协调，步履轻盈。据说，轿夫们上山前都要抽一次大烟———鸦片烟。走在这样的路上我一直提心吊胆，因为向下一看是万丈深渊，而轿夫们感觉一点没事。这些路都是在悬崖边上凿出来的。远看袅袅炊烟就是吃晌午饭的地方，或者是歇足的地方，但是走起来还走一阵子。轿夫们轻车熟路，了如指掌。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偶尔鸡犬之声在深山幽谷里久久回荡。坐了三天滑竿终于到了三斗坪，我们坐上从三斗坪到重庆的小火轮。第二天一早爸爸在朝天门码头来接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爸爸告诉我们，1941年6月5日，较场口隧道窒息死了一万人，死者身上搜出来的金银手饰用竹竿穿起，一竿一竿地抬走。事情是这样：较场口隧道本来只能容纳6500人，而6月5日这天有一万人挤进隧道。在此之前日机已来连续轰炸了好几天，6月5日是连续轰炸的第六天，隧道里由于人多，时间长空气很不好，待在隧道里面的人要出来，而门口的人听说敌机来了又拼命地往里挤，一进一出两方的人会聚在洞门口造成堵塞，越堵越凶，新鲜空气进不去造成窒息。窒息事件发生后，无人认领的尸体堆成一堆一堆，洒上石灰，没有棺材只有用席子裹起来埋了。
迄至1942年春，重庆总共遭受空袭近200次。三年轰炸摧毁了重庆人一幢一又幢房屋，死了一个亲人又一个亲人，但重庆人没有屈服没有被吓倒，人们从废墟里站起来擦干眼泪立刻投入工作，重庆市没有瘫痪，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当日本人疯狂轰炸重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亲眼目睹了重庆人遭受的空前劫难，他愤怒了，他发誓要对日本人报仇。这个人就是陈纳德，1941年12月20日，他率领“飞虎队”在昆明上空痛歼日机，打下9架日寇轰炸机，以后他率领14航空队共歼灭日机621架。从1942年春起，重庆人民开始有了没有空袭的春天。以后陈纳德和他的14航空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掌握了整个中国战场和东南亚地区制空权，对日军运输线、转运站、机场、港口、船舰给予沉重打击，遏制了日军的空中和地面的行动。B-29型空中堡垒是美国重型轰炸机，要在成都起飞。为了保证这一战略计划实施，陈纳德派了200架战斗机在成都周围凤凰山，双流机场做好警戒保卫工作。1944年6月，B-29空中堡垒从成都起飞飞往日本本土投弹3623吨。陈纳德和他的空军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维护人类和平与尊严的战士，是反西斯的英雄，是美国人民的骄傲。
抗战时期大后方物资极度缺乏，布匹、香烟、医药、汽油等等都缺。那时重庆的公共汽车是木炭车，车子开起来很慢，经常抛锚，抛了锚要乘客下来推。当时顺口溜：“一行二三里，抛锚四五次，停车六七回，八九十人推”。布匹、棉纱也缺乏。有一种名叫“英丹士林”的布很时髦，能穿上这种布就算是很体面的了，棉纱更是人们囤积的物资，因为法币贬值，只有保存货物才不吃亏。一般人买棉纱，买煤炭，买米，作为财富的积累。商人们更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香烟也很紧缺，最初我爸爸抽的是“哈德门”、“老刀牌”，后来抽不起了只有抽水烟。这种水烟有一个铜制的烟袋，里面装满了水；抽起来烟气通过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四川的地主乡绅就抽这种烟。那时刷牙也不用牙膏，是用牙粉，将牙刷伸进牙粉袋里沾一点牙粉就刷牙。一种老牌的牙粉袋子上面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几个字。1942年5月1日，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西南重要的国际通道被阻绝，物资紧张的程度加大，直到1945年元月，中印公路打通，这种紧张情况才缓解。
抗战以后重庆人口急剧增长，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躲避空袭，重庆市向周围疏散人口，我们也迁到合川。合川是个美丽的城市，盛产橘子，每到橘子成熟的时候，一船船橘子从各方运到合川码头来，任你挑，任你选，真是吃不完。合川出了一个有名人物就是卢作孚，他的母校瑞山小学以此为荣，校长每次讲话都以他为榜样要我们向他学习。卢作孚在最危急的时候把宜昌江岸堆积如山的物资成功地运回大后方，立下了汗马功劳。瑞山小学的老师都很好，有位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中日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敌机的事，在黑板上画空战图，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听。有位老师在讲课之余教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还有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这些歌我至今不忘。合川有个国立二中，许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在那里学习，学校条件很差，但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有许多学生参加了青年远征军，远征缅甸，为打通国际运输线中印公路做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一天，重庆万人空巷，人们从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顿时沸腾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声地欢呼，奔走相告。苦难终于结束了，心灵之窗可以打开，多少埋藏在心里的血和泪，可以倾诉了，重庆人真想哭。因为欢喜，人们激动得流泪了。东北老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上海老板：“我一切都不要，我要回家！不单是重庆，昆明、成都、贵阳、桂林整个大后方都沸腾了，到处都是欢呼声，鞭炮声，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脚，欢乐的游行一连三天。那时还没有火炬，只有四川特有的火把叫纤藤杆，用竹子做的纤绳，点燃以后火力很旺。入夜以后火把把整条街照得如同白昼。舞龙灯的小伙子，个个都赤膊，举着龙身的一部分，转动飞舞，身上满是汗珠，人们端起水向他们泼去，他们没有冒火，反而舞得更欢。一连三天游行的声浪一阵接着一阵，高潮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声音都是发自内心，绝不是强作欢笑，就连商人那怕这几天黄金、棉纱、百货猛跌他们也一样高兴。美国的登陆艇从长江口一直开到重庆，登陆艇一过，两边划出巨大的波浪，把民船掀得一起一落。美国吉普车奔驰而过。
胜利的第一年，国民政府没有还都南京，而是派了大量的接收大员来沦陷区接收敌伪资产。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胜利以后的蒋介石政权，本应休生养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大力建设；大开党禁，发扬民主，政治协商，惩治腐败。然而蒋介石没有这么做，一味反共，大打内战。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要战争，学生举行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在萨家湾行政院院子里，行政院主楼大门两旁写着“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蒋介石政权无视人民的呼声，最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