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剩余劳动力的再安置的建议
发布日期：[ 2017-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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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党员，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周勤反映：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中央政府提出从供给侧改革来缓解这一矛盾，从“去库存，降杠杆，调结构”来稳增长。但是，供给侧改革中核心目标是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去库存”，是数量结构调整。2008年以来，中国供给侧原材料制造业生产能力形成巨量产量过剩，需要压缩产能，消化库存，类似钢铁制造业、煤炭和石油采掘业的产能，这将导致300万以上两大产业劳动力转岗和安置问题。二是“降杠杆”，是质量结构转换。2010年以后，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富裕家庭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除了少数产业的部分产品跟上国人收入提高的节奏，如华为手机、海尔冰箱等，绝大多数产品在性价比和品牌美誉度无法达到国人消费需求水平要求，需要品质性纵向结构调整，估计形成500万以上隐形失业人群，在终端消费产业中形成结构性劳动力过剩。三是“调结构”，是商业模式的颠覆。这一颠覆直接冲击现有利益固化部分产业，最典型是金融业和国际贸易关联产业，互联网+商业模式转换将改变金融业和国际贸易，它将基本替代传统的窗口服务和营销策略，金融业和国际贸易收益快速下滑，将自动排斥出近100万剩余劳动力，他们是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白领阶层，而这些人技能单一，社会适应力很弱，对社会家庭和稳定影响力比较大。
很明显，供给侧改革本身将在5年左右时间里形成上1000万劳动力的过剩和转移。不同于20世纪末“砸三铁”形成下岗潮，具有明显的地区、产业和层次三大特征。
第一，这次供给侧改革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为集中资源型省份和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性城市地区，例如，东三省和山西等。而这些地区近几年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接纳再就业和安置社会闲散人员能力较弱，比较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为避免矛盾，经常息事宁人。最近，不断传出东北地区服务业恶意宰客现象，只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而已。
第二，这次供给侧改革的产业特征。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农业和纺织业为代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低端部门，产业没有生存的消费需求基础，是整个行业淘汰。这次改革主要在供给侧的生产资料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端环节，是产业内分工导致成本劣势和岗位淘汰，如中国人到欧美和日本抢购产品，说明中国在产业的纵向质量上存在巨大缺陷。
第三，这次供给侧改革的层次特征。以前改革基本影响阶层是社会底层，这次要涉及大量中层和部分高层，特别是石油、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同时，由于《劳动法》的颁布和执行，低端劳动力的补偿要比九十年代末改革成本增加十倍以上（按照GDP增长率折算），而垄断行业中高端劳动力的高价低能的再就业几乎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所以，这次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安置，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从集中到分散的安置，也就是打破地区壁垒的跨地区安置。鼓励资源枯竭型城市居民向农村和其他城市转移，采用投亲靠友方式就业创业给予政策性补贴，避免集中形成群体性事件，减少当地政府压力，特别是向发达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转移，要保障其医疗劳保等方面权力。
二是把转岗和教育培训相结合的安置，也就是打破行业壁垒的跨行业安置。借鉴二战后美国对退伍军人安置模式，对于中低端人才，将“教育劵”与安置费相结合，强迫转岗人员接受再培训，特别是部分垄断企业的转岗人员必须有不低于半年的再就业培训，是他们摆脱原有行为模式，寻找和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的最佳途径。
三是把转岗和竞争上岗相结合的安置，就是打破层级壁垒的跨层级安置。可以借鉴“公推公选”公务员岗位考试方法，部分开放现有中低端公务员岗位和垄断性部门的岗位，让这次转岗中大量具有多年行政管理经历的人参与竞争，也能推动当前大量存在的公务员“懒政”行为变革，也可以保证有效人力资源不断流动，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
四是把国内与国际就业相结合的安置，也就是打破护照壁垒的跨国家安置。过去主要靠公司行为的跨国转移到个人行为的跨国转移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刚刚开放中国“绿卡”限制条件，但是，对于中国公民出国就业存在诸多不便，而中国部分过剩的行业劳动力在其他国家非常短缺，比如采掘业的工人，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持下，要大力推动个人行为的跨国就业，并保障他们跨国转移权力和利益，提升中国劳动力在跨国就业中的地位，这是最终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基础。
（2016年2月省政协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