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角下的协商民主初探
发布日期：[ 2014-03-20 ]
点击：[ 5499 ]
黄 列
当今世界，全球化现象打破了地域界限，使民族国家的疆界日渐模糊淡化，使地方、国家和全球事务不断发生互动。这样，全球政治过程必然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传统民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现代民主理论主要是以单个国家为参照系来揭示民主的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或者说只是以国家为基本依托来探讨如何推进民主发展问题的。传统民主机制已经无力解决许多国际性问题，在世界政治层面建立健全新的民主机制不仅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项必要的理论工程。
一、全球化对民主的影响
如果把民主当作“人民统治”这个最经典的表述来理解，那么全球化在“人民”和“统治”两方面都对民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给“人民统治”的民主本质出了个大难题，人民是一国之内的人民，还是所有利益攸关国家的人民？如果只考虑一国之内人民的意志，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是合理的吗？它符合人类的理性原则、公正原则吗？按照协商民主理论的解释，只考虑局部利益、片面需求、自私志趣的政治决策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进而也是缺乏合法性依据的。显然民主主体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重新思考。
人民和领土、主权一样，是民族国家的三要素之一，但随着新移民人数逐年增加，跨国公司人员的全球流动，越来越多的公民出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一些国际环保主义者甚至声称自己是“全球公民”，传统民主思想显然无法适应这种新变化、新情况。
就“统治”而言，我们姑且避开是民众直接参与治理还是精英阶层实施间接统治等一系列政治争议问题，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全球化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任何国家想要脱离全球化影响而完全独立自主地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谁也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之外，经济如此，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也不例外，特别是国际法的施行，其对主权国家统治的干预可谓“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欧盟人权法院支持个人起诉本国政府，使国家不能再随意处罚自己的公民；纽伦堡国际法庭可对独立国家军队内部官兵纪律进行裁决；大赦国际对国际人权的直接作用等等。当然，国际法的判决未必有强制执行的最终能力，但其政治影响和道义力量是任何国家也不能因藐视国际法而独善其身。
可见，全球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确信无疑的。一般地说，支持全球化的人认为它对民主化具有推动作用，而另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也会损害民主化进程。比如，曾因发表“历史的终结”而“声名大噪”的福山就认为全球化使市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展，促进了自由民主的原则和结构被全人类普遍接受。尽管这样的结论下得有点过早，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确实对民主政治具有一定的推广作用。不过，全球化对民主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它使经济政治权力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一些国际性的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明显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像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类的国际组织严重的民主赤字。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在他的《政治学》著作中所说：“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它推动了民主，促进了繁荣与发展，拓展了选择与机会的范围。反对者则声称，它须对日益不平等、公司逃避民主控制的能力增强以及环境破坏负责”。
二、世界政治离不开协商民主
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标志，传统的社会国家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现代国家因有了主权使国与国关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比如：人们试图用外交来化解矛盾，通过建立国际组织，谋求全球治理，尽力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过，由于国家主权之上不存在更高政治权威，使得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又处于缺失稳定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变成没有裁判的游戏。即使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虽然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终究不能解决全球治理的根本问题（即和平、发展、合作等问题），甚至变成了被几个大国、强国操纵的政治博弈工具；跨国公司永远只考虑谋取暴利而不太愿意照顾其他国家的民生疾苦；一些国际组织甚至追求自身特殊利益而不优先考虑世界利益因而毫无公正可言，这些国际组织不仅未能构建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反而在削弱国家主权的同时解构国家、解构世界。过去国家以地域疆界方式横向瓜分世界，现在国际组织以行业领域方式纵向瓜分世界，世界进入了一个部落化的分裂纷乱状态。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在《坏世界研究》中所说：“跨国组织不会把世界组织起来，而只会把世界搞乱”。
可见，处理国与国政治关系既不能使用原有国家治理的方式，也不能使用上文提及的效果不佳的国际治理方式，只能在国家和国际之上寻找世界层面的政治治理方式，这就将人们的视角引向了世界政治这一新的政治存在。世界政治就是全人类总体或整体的政治问题，它虽然也涉及国际政治问题，但又不限于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以世界整体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为思考对象，以创造和保护世界共同利益为目标，力求建立一个世界利益优先的民主政治制度。可见，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公正，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而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创建世界政治制度。这一世界政治制度必须做到：第一，优先促进各国共享利益，使得各国无法置身世界政治之外，因为如果脱离了世界政治体系就会失去公共利益，而这种利益比其独享利益大得多；第二，各国互相依存，利益上存在荣辱与共的和谐结构；第三，文化互相兼容，在此基础上创造普世价值。
世界政治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新的世界权力的管理机制以保证世界秩序稳定和普遍合作，这种管理机制实质上就是实行世界民主。世界民主虽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但不会取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主，也不是作为地方和国家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作为世界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度，它既促进或影响民族国家的民主发展，有时又对民族国家主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或制约。世界民主政治相对于国家民主政治和国际民主政治而言它的位阶更高，因此它不仅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先验性，而且它的功能机制在各层级间具有一致性和传递性。
世界民主采用协商的形式最为合适、最有成效，因为协商民主与世界政治在功能理念上具有相当的关联性、契合性，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国际性分歧最现实可行。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约翰·S·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中所说：“老的民主模式总是认为，应用民主模式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明确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与之相对，协商和交往却能够对付流动的边界以及跨界产品的生产……我们现在能够期待民主的政治互动的特征会产生普遍的观点，而不用担心它是否局限于特定的领土实体中”。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推进的，现行的大多国际规则也是西方国家制定、确立的，这就为一些强国和跨国组织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支持。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十分严重，国际上各种分歧也非常深刻，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公认的价值标准（犹如自然法的价值原则）来界定是非，这种普世价值以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社会正义为圭臬。这实际上与协商民主推崇的公共理性高度契合，协商民主坚持认为人们必然具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或理性价值，这也是人们能够协商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原则。根据这种全球公共理性，世界民主制度中对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可以作出明确规定。
虽然当世界性的核心问题争执不休时必须在区域或全球层面上诉诸票决机制，但协商民主理论倾向于投票前的理性协商必不可少，其价值功能也许比单纯的票决机制更可圈可点。关于协商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比选举民主更有意义，学术界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如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已经建立了一国一票的票决民主机制，但这种票决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非常严重的，如一个3万人口的国家和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重大国际决策中权力相等显然是有争议的（现在许多民族国家在国内也倡导按人口比例分配民意代表名额），它既不符合西方理论界推崇的世界主义关于“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是个人”的承诺，也不符合西方许多人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念。汉娜·阿伦特说过：“尊重人的尊严意味着承认所有人都是主体，都是一个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再者，为了一个国际决策举行世界范围的全民公决不仅成本巨大，而且现实条件下不具可操作性。就像按人口比例分配决策权力势必造成人口大国和人口小国的矛盾一样，如果按经济实力比例分配权力首先就会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分歧。可见目前选举民主机制在推行世界民主方面不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许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协商、对话和谈判。如此一来，世界民主既增强了协商要素，又强调了理性基础上的决策合法性。
三、发展世界协商民主的中国道路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多边主义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已经为世界民主打下了基础，但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而言，还必须用建构主义的方法来开辟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道路，而且在努力推进世界民主的过程中，同样要加强国内民主政治和国际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深化对世界民主理论的研究，为世界政治发展贡献出更多的知识产品。要从中国和平崛起和建立世界政治的战略高度深入研究世界民主问题,充分吸收像康德“永久和平”等西方理论界的一些合理的理论观点，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天下兼治的思想精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国际权威性的世界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其次，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大世界协商民主的正能量。有人说在国际社会中支配各国的基本规则是丛林法，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似乎也是一条贯穿从霍布斯国际体系到洛克国际体系再到康德国际体系的元规则。”推进世界协商民主实际上就是从世界政治的最高层面建立公正的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就是规约法，这就要求有一种正面的力量能主导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主导权说到底是实力的体现，只有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了，才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承接更多的担当，进而维护国家主权，逐步实现国际权力的平稳转移，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当然，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不尽相同，按照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的“民主世系”理论的说法，在推进世界民主过程中，还得克服东西方文明差异的隔阂，我们将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改进教育方式，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加强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和防范。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我们要将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增强国民民族主义意识和国际主义意识，培养公民普世价值和理性身份的认同。要有意识地培养跨国性的公民社会组织，促进公共外交健康发展，使中国的声音既能通过政府又能通过非政府组织表达出来。当然，发展公民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妥公民社会组织也会成为政府的对立面，美国在中亚、中东等地制造的“颜色革命”，就是以推行世界“大民主”战略、利用当地非政府组织内外夹击而得逞的。全球化时代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人才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特别是推动国际民主政治的发展要与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相统一，防止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借民主之名在中国进行颠覆、破坏和分裂活动。
第四，从全球范围和国际层面深化和拓展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增加世界协商民主的中国元素。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赋予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发展的新的时代内涵。广泛之义就应该包含港澳台和海外等全球范围，多层之义就应该包含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层面、世界层面。对中国而言，世界协商民主正是在这种全球范围和世界层面扩展和深化了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因中西方政治制度之差异而忌言将中国协商民主的基本要义传播于世。要充分发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有利地位，把中国式协商民主平台拓展延伸到海外，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推进世界协商民主健康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