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和月——八年抗战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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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 珉

　　岁月悠悠，抗日战争胜利过去六十周年了。作为这场战争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八年血与火的洗礼，艰苦奋战，足迹遍滇、黔、川、湘、鄂、皖、豫、鲁、冀九省，行程万余里。对于这些既难忘又遥远，如梦如烟，亲历、亲闻、亲见的往事，我觉得用岳飞将军《满江红》中的这一名句来概括，最为合适。

　　　　　　　　　　　　　　　　　　　　　　　　　投笔从戎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时，我在云南昆明五华山下，翠湖之滨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毕业时改称“第五分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大队第一队受训已两年多了，那时刚满二十岁，风华正茂之年。我之所以报考军校，并非出于偶然。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为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昆明分校却是在国共分裂后，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创建的。1917年我出生在云南会泽高寒山区农村一个贫穷家庭。因三岁丧母，在城里伯母家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十四岁小学毕业后，伯母要我在家学织布，我人小志大，想去曲靖考师范学校，可以不交钱还有零钱花，但伯母还是不答应。正在傍徨之际，忽然看到县教育局的《告示》说“同乡黄梦九先生幼年当过学徒，现在成了大企业家，愿资助12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到昆明上中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就报名参加，离家到了昆明，结果只考取了我和另外3人，我幸运地成为省立昆华中学的初中生。这是一所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我的学习成绩经常是前三名，正想争取奖学金之际忽然传来黄先生企业破产负债入狱消息。我便中途辍学。先到商店当学徒，虽然生活待遇优厚，但与我的志趣不合，后来到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图书阅览部当小职员，虽然待遇微薄，生活清苦，但工作量不大，白天帮助新书编目录，填写卡片，晚上到“达文学校”补习英语、数学，每天有很多时间如饥似渴地看古今中外文学书籍来充实自己，从而奠定了后来考军校的坚实基础。

　　云南地处祖国边陲，当时的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云南讲武堂出身），原是云南督军唐继尧的近卫团长，第5军军长，1927年政变上台后，表面上拥护中央政府，并受蒋介石的委任，实际上是一种半割据状态，军政财文大权都是自己做主，连钞票也是自己发行。1935年春，红军长征路过贵州，中央军薛岳指挥的部队尾追到贵阳时，蒋介石顺势剥夺了贵州王家烈的兵权和政权。当中央军即将进入云南境内时，龙云害怕成为王家烈第二，组织昆明各界人士到滇黔边境以“慰问”为名企图阻止中央军入境。蒋介石闻讯后，只身乘机飞抵昆明与龙云谈判并达成协议：（一）云南出兵“剿共”，并将原“云南陆军讲武堂”（时已改称教导团）改为黄埔军校分校；（二）中央保证龙云继续在云南照常执政。翌日，蒋氏离开昆明时，各大商场、公共场所均挂出蒋、龙两人身着戎装合影的放大照片。不久，滇军与红军在滇黔边境激战的消息见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招生广告也贴满大街小巷。我胞兄由老家赶来昆明约我一起去报考。我以没有文凭为由不想去，他说“你没有文凭有水平，没有学历有学力”，并替我借了张他同学的“高中修业”文凭去报了名。结果在考取的400名新生中有我的名字，他却落榜了。原因是我的笔试都在及格分数线以上，国文题：“有志者事竟成”结合我艰苦奋斗的经历写起来得心应手,可得满分。口试的成绩也很好，考官牟庭芳（黄埔一期生，贵州人）询问了我的一般情况后，突然问我“为何来考军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为了抗日救国。”他继续问道：“抗日救国的道路很多，为何一定要来考军校？”我立即回答说：“可以直接上前线杀敌！”他满意地点头说“很好！”并示意我退下。我为什么对答得如此爽朗和简明扼要？如今想来，这与我的贫寒出身、自学苦读和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思潮有关。其实我的“反日”思想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刚上中学参加“抵制日货，打砸日本洋行，拥护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抗日”的学生运动时就开始孕育了。1932年“一·二八”第19路军凇沪抗战，1933年宋哲元第29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重创日寇的消息传到了云南，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这样的对答是顺理成章的。

　　1935年秋入学，分校主任由龙云兼，副主任唐继麟（日本士官毕业）主持日常工作，教育长帅从兴（云南籍黄埔生）。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完全是按南京校本部的规定。实际上在军事训练方面还是继承了讲武堂过去极其严格的那一套：要求一要绝对服从，二要吃苦耐劳，毕业后能够带兵打仗过得硬。政治教育在原来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增加了黄埔的“革命”内容，英语课采用的教材是《三民主义》、《蒋介石传》的英译本。每次开大会和“打野外”通过市区时都要高唱校歌。1936年“西安事变”后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得知由于中共正确主张和斡旋，促成了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信息，同时我的拜把兄弟王学尧半公开地吸收我和一些思想“左倾”的同学组成“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进步书刊，传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我的思想由“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升华到了“抗日救亡”的高度。是谁领导王学尧搞这种活动，当时我并不在意。前几年偶阅《云南文史丛刊》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卢汉将军起义”一文得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派费炳等同志在滇军中做地下工作”，使我十分惊喜！费炳不就是我在五分校时的区队长吗？当时只知道他是滇籍黄埔生。几十年后才揭开了这历史之谜。经过两年半时间的学习，因首都南京沦陷，于1937年底提前毕业。像我这样借文凭考取的同学并不少，校本部不同意在《毕业证书》和《同学录》上改名，龙云主任实事求是地以“滇黔绥靖公署”名义下文全部予以更正。

　　　　　　　　　　　　　　　　　　　　　　随滇军出征抗日

　　毕业分配前夕，分校兼主任龙云在五华山省政府召见我和同队的李自宽等四名同学以及几位干部说：他去南京开会时，与中共领导人朱德总司令会面，商订派人去延安学习游击战术，回来后在军校及滇军中讲授。准备用飞机送我们去。后又二次召见我们讲，因战局变化与八路军失去联络，暂时让我们先下去工作再说，我和李自宽被分配到近卫一团（团长卢浚泉，黄埔三期生，龙云的族亲）补充大队三营（营长龙三公子）当少尉排长，在北较场练新兵。“去延安”虽然一直没有成行，但从中可以看出：像龙云这样独霸一方的“诸侯”，不但真心出兵抗日而且还准备长期抗战与日寇打游击。称他为“爱国将领”是当之无愧的。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广泛深入宣传以及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定抗日决心形成的全国统一团结抗战的局面是分不开的。

　　抗战刚开始，龙云首先派出滇系国军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官兵英勇，能打硬仗。旅长负伤不下火线，坐在担架上指挥反攻，连长上阵前给妻子留下诀别遗书，士兵用手榴弹炸毁日寇坦克……，滇军声威大振。蒋介石屡电云南再次出兵，龙云集所有兵力，组成新编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我被编入新十一师（师长鲁道源）一旅二团三营任中尉副官。1938年8月开始出征。出发前放假三天，龙云令昆明市所有娱乐场所一律免费开放，欢送出征官兵，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

　　部队由昆明出发后，沿京滇公路经盘县进入贵州境内。过北盘江铁索桥时，下十五里，上十五里，山上杂草丛生，比人还高，到了大峡谷底，空气稀薄，烈日当空，有的士兵体力不支，中暑晕倒，不治而亡。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隆隆巨响，声闻数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颇为壮观。到达省会贵阳，部队不许入城，继续东进。经芷江进入湖南境内，沿阮江、资江经宁乡到达湘江边上战火前仍市面繁华的省会长沙。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中，正值武汉会战期间，大江南北，中日两军战斗空前激烈之际。沿途看到政府机关、大专院校、沿海大中型工厂以及那些不愿做亡国奴内迁大后方的人员、车辆迎面而来，络绎不绝，经常有人从车窗里投掷罐头、食品等慰问我们。足见当时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气氛之热烈，实在是鼓舞士气民心。

　　　　　　　　　　　　　　　　　　　　　　投奔中央军

　　到长沙后，军政部派员来点验。因长途跋涉，士兵减员很多，部队就采取“车轮战法”，将已点过的人员重复应点，应付了事。我和同学李自宽目睹这种腐败，深为不满。实质上真正的原因是由于“黄埔情结”的感染，向往中央军。认为在地方杂牌部队干下去没有前途。决心不辞而别离开滇军。先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在茫茫人海中到哪里去找中央军呢？几天后，在大街上看到国军第92军干训班招收闲散军官和知识青年的广告，我们找到招生处，两位办事参谋都是黄埔十期毕业的，看到我们胸前挂的军校毕业纪念章，就说：“我们这里就是缺少军校学生，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经过考试被录取了。

　　干训班的地点在湘潭易俗河镇温家祠堂，班主任是在前方的军长李仙洲（黄埔一期生，山东人）兼，实际负责人是教育长廖运泽（黄埔一期生，21师副师长）他刚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南岳游干班”当副总队长卸职归来。他接见我们问明情况后很赞许，令我俩暂当几天班长协助训练。长沙大火后，战局发生变化，干训班迁移到资江支流的桃花江畔邵阳县。

　　　　　　　　　　　　　　　　　　　　　　　　九岭前线

　　1938年冬，我和李自宽奉调湘北前线平江县上塔寺军部分配工作。李自宽分配到汩罗江畔谪系国军95师（师长罗奇，黄埔一期生，去台后曾任国防部长），我分到九岭前线第21师，师长侯镜如（黄埔一期生，参加过东征北伐、南昌起义、上海工人暴动）亲自召见我，但见他双目炯炯有神，面部表情威严而不失忠厚长者的儒将风度。他亲切地勉励我：“下去好好干，只要下面报上来，我没有不批准的。”我被分到121团一营任中尉小炮排长。从此以后，我就在侯老的领导、教育、培养和关怀下，在92军百炼成钢。

　　21师原是山东军阀刘珍年的部队，北伐时被蒋收编后由李仙洲任师长，曾在苏区与红军作过战。抗战初期在忻口战役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牺牲，李仙洲负伤。李伤愈归队后，擢升为92军军长，第21师师长由第91军参谋长侯镜如继任，经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后转移到湘北九岭前线。当时92军辖第21、82、95三个师。95师在汩罗江、通山，21师在九岭一线与日军对峙。21师三个团长中有两个是黄埔生，一个是行武出身。我去121团报到时，团长李鸿慈是黄埔四期生，营长是行武出身，对我都很器重。小炮阵地在两个山头后面，阵地前满布地雷和铁丝网。首次与日军作战时，敌人炮弹和机枪子弹从我头上飞过，开始有些分不清东西南北，后来很快就镇定下来，从容指挥向山那面敌人射击，敌人骚扰了一阵后，丢下几具尸体撤退了。

　　抗战初期，苏联尚未与日本宣战，但在军事上还是援助我国的。因为师直属部队有一个骡马牵引的战防炮连，有反坦克炮四门，就是苏制的，比起美式装备来显得有些笨重。有一次我还看到师长陪同苏联顾问到前线视察阵地，都证明这一点。

　　半年后，我被提升为师直属山炮连上尉连长。该连只有编制和新兵，无装备。师长令我在一家祠堂里筹办“经理卫生训练班”。短期轮训全师的司务长和卫生队长。我完全采取军校一套严格训练方法，内务整洁，学员精神焕发，受到师长的表扬。92军军纪良好，在国军中是出名的，曾获得军委会的表彰，由于军长李仙洲，师长侯镜如生活作风俭朴，无不良嗜好，以身作则，对部队要求很严，士兵每到一地都要替老百姓挑水、出发前要扫地、上门板。当时有一种说法：“司务长吃三个空名字就要被枪毙。”去年，我住院时，与友人王淮冰同病房，他是一位老报人，建国后曾任新华日报社及省科协领导的离休老干部。谈及抗战往事，当时是《大刚报》（政治上进步的民办报纸）的青年战地记者的他在文章里写道：“1939年春天，我冒着霏霏细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到湘鄂交界的新墙河，九岭前线采访。在九岭一处离敌人只有三四华里的农舍里，侯镜如将军（当时任21师师长），在火塘边向我们（同去采访的还有全民通讯社记者王坪同志）介绍战局情况。他的部队有别于其他国民党部队，多少保留了当年北伐军的传统，纪律严明，政治工作人员注意做群众工作，给我们以深刻印象······”。

　　　　　　　　　　　　　　　　　　　　　　临时参加鄂西枣宜会战

　　1940年春，整编后部队开往苏豫皖边区归汤恩伯总司令指挥。行至河南驻马店附近时，枣宜会战开始，92军奉命临时改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参加作战。

　　武汉日军第11集团军六个师团，两个独立旅以南阳、襄阳为目标，向我五战区部队分进合击，我五战区以一部防防守桐柏、大洪山一线，主力向翼侧机动，敌虽已完成包围态势，但却扑了空，反被我包围于襄河东岸平原地区。敌伤亡惨重，幸存者向南突围，企图返回武汉，我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渡过襄河阻敌归师，在南瓜店与敌激战后壮烈殉国，举国哀悼，中共也发出了唁电。他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军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中（约170余人）军职最高的烈士，可与1942年6月在河北敌后战场牺牲的黄埔一期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交相辉映。枣宜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92军参战后，奉命跟踪尾追日寇，不分昼夜连续行军打仗。引荐我投奔92军的军部少校参谋吉枋学长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不幸牺牲的。一天夜晚，在方城附近，出发后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踏着泥泞奔波了一夜，天亮时发现只离开原地十几里路。我连士兵扛着火炮，挑着炮弹，非常辛苦。掉队逃亡者不少。白天行军沿途屡见一堆堆日军火化阵亡士兵燃烧未烬的遗骨。可见其伤亡之惨重及逃窜之狼狈。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战役告一段落。92军开至河南泌阳休整待命。此次会战中，我患了虐疾，由于部队缺医少药，多日高烧不退，头发都掉光了，仍跟随部队带病征战。一次住在农民家里，房东夫妇知道我们天不亮就要出发，半夜起来为我烧稀饭送行，令我十分感动。可见当年老百姓确实是痛恨日本鬼子，爱护国军的。

　　　　　　　　　　　　　　　　　　　　　　　深入山东敌后战场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抗日战场上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战场：一是以国军阵地战为主体，从西北到东南绵亘几千里的“正面战场”。一是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游击战为主体，在沦陷区内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敌后战场”。两者同时都在艰苦抗战，客观上起着相互策应、相互支持的作用，又由于政治因素（主要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的影响，两者由“友军”变成了“敌人”，一旦狭路相逢，就会以兵戎相见。1943年由于盟军在东西方战场上形势开始好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蒋介石为了在抗战胜利后抢占已沦陷多年的华北地盘以便与中共争天下，令92军扩编为第28集团军，升任李仙洲为总司令，准备由皖北进入山东敌后，接替东北军第52军于学忠部的任务。并以未来山东省主席相许。第92军军长由第21师师长侯镜如升任，师长由军参谋长聂松溪（黄埔、陆大毕业）继任，副师长黄恢亚（黄埔六期）系由陈诚嫡系第五军调来，师参谋长刘儒林（黄埔五期），我由少校参谋升任中校师参谋主任。部队扩大了，各级干部几乎“见官升一级”，皆大欢喜。但对于入鲁后战斗环境的改变，战斗方式，指挥方法甚至生活方式上会引起哪些改变，以及要建立什么样的一种“敌后根据地”才能在敌后站住脚，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人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和研讨过。1943年春，“入鲁”开始了，总部的“入鲁”部署是：先以142师由皖北经鲁西进入鲁南，然后由总部和军部率21师进入鲁西南。

　　第142师进入鲁南后，总司令李仙洲及军长侯镜如亲率21师于端午节前由皖北防地出发，经过龙山集及永城、砀山之间，深夜通过陇海铁路时，日寇铁路装甲车在萧县、沛县和砀山之间来回巡逻。先头部队刚到铁路边，敌人探照灯一照，有的趴下，有的跑了，整个部队就溃散了。我的行李、书籍也随着惊马跑丢了。师参谋长判断，敌人明天可能来攻，命我下令各团整顿队伍，连夜就地构筑工事。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我军进犯，我军凭藉临时阵地顽强抵抗，直到太阳偏西，敌不得逞才悄悄撤退（我军损失超过1/3）。晚上通过花钱花弹药买通伪军，才平安通过铁路，过了旧黄河到达鲁西南单县、鱼台一带敌后地区，与当地保安旅会合。 部队进入鲁西南平原后，处于曹县、荷泽、成武、金乡、鱼台、单县日伪据点之间，四面受敌。八路军行动及驻地变幻莫测，不知究竟在何方。官兵头脑里失去了“前线”与“后方”的概念，白天和日伪军打，晚上与八路战，弹尽粮绝，伤亡过半，实在无法在敌后生存下去。李仙洲多次向重庆叫苦，要求出鲁，均未获批准。最后还是21师师长聂松溪奉令调“委员长侍从室”工作，到重庆向蒋介石面陈实情：“如再晚撤一两个月，将会全军覆没。”蒋才允许于中秋节前撤出。

　　后来，142师也相继离开了鲁南，撤回皖北原防地，师长刘春岭过微山湖时曾负轻伤，部队损失情况也同样惨重。

　　　　　　　　　　　　　　　　　　　　　　　　湘西会战

　　1944年秋，部队奉命出川。搜索营随军部同行。傍晚从万县上船，经过三峡时感到山高月小，夜色苍茫，汽笛声声特别凄厉。船出三峡后，江面顿觉开阔，江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从三斗坪码头上岸，再往前去，就是被日寇占领的宜昌县了。

　　横亘在湘鄂边境的崇山峻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长约三十里的“四十八道河”大峡谷，它就是《三国演义》关云长败走麦城后想逃回四川去的那条小路，其实并非真有四十八条河，而是一条拐了四十八个弯的小河，行人不能顺着一边走，忽左忽右，淌过四十八次。中途有个山洞，崖上刻有“关公遇难处”字样，使人联想到小说中描述的情景，仿佛东吴伏兵插在山上写有“荆州土人”的那面白旗也同时出现在我脑海里。其次是跨越“母猪峡”。下三十里，上三十里，整整走了一天的行程。进入湘西境内，顿觉山上草木茂盛，野花遍地，澧江清彻碧绿，真是一派青山绿水，反映出湖南的富庶。到达湘西石门后，92军归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九（黄埔一期）指挥。第21师和142师为第一线，担任洞庭湖滨津市—澧县—石门一带抗日防务。左翼友军为第66军宋瑞珂（黄埔三期）部队。第56师（师长孔海鲲）控制于桃源附近为军预备队。该师是由皖系国军刘和鼎的39军缩编的，到湘西后拨归92军建制。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石门。因编制变更，军搜索营撤销，我调任军参谋处作战科中校科长。军直属部队的人事亦有所变动，所有营长都是行武出身，副营长都是军校生担任（黄埔十三期到十五期），我与他们相处很融洽，因为都是侯老培养的骨干，后来都当上了主官。

　　1945年4月下旬，日寇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在湘东南发起湘西会战，为支援右翼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队作战，王敬九集团军先在宁乡、益阳阻击由湘潭南下之敌，并向右扩大防线到常德—桃源沿沅江一线。军部由石门移驻桃源。经过国军新一军，新六军等美械装备的部队顽强抵抗，重创日军，阻其前进，取得了雪峰山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军委会曾经派美军顾问雷诺上校来92军视察，准备改编为美式装备。军长令我陪同他到各师巡察。军直属部队组织了一次实弹的“连进攻”战斗演习。工兵营伤了几个士兵，营长杜德义讲话时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口号后面加了“平时一滴血，战时十万军”两句来安慰和鼓励士兵。同时还做了“手榴弹反投”表演（对方手榴弹扔过来后，立即再拾起来打回去。动作稍慢一点就会伤及自己），这些显示我军官兵勇敢带有一定危险性的表演都是为取得雷诺上校的好感，争取得到美式装备。后来由于日本突然投降，内战开始，来不及改编，使计划中断，只领到一批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发给全军各部队。

　　　　　　　　　　　　　　　　　　　　　　　　武昌受降

　　1945年“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头一天，142师防守津市的一个营还与当面日军打了一仗，想不到敌人会投降。面对突然到来的胜利，全国军民无不欢欣鼓舞，普天同庆。92军与66军奉命并肩行进，经水陆两路奔赴武汉接受日军投降。武汉之敌为日军第六方面军所属第132师团、第116师团、第86旅团、第85旅团、12步兵旅团及后勤部队、空军、海军共21万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通知日方指挥官冈部直三郎所属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我军缴械投降。王敬九为总受降官，负责武汉地区的受降。92军负责解除武昌、金口、蒲圻、咸宁、葛店等日伪军的武装，军长侯镜如为受降官。汉口、汉阳方面由第66军负责。鉴于日寇的狡诈及可能出现负隅顽抗的情况，先由军参谋长李荻秋率先遣指挥组，携带电台赴岳阳与日军联系，组织铁路运输，并下令日军不得向国军以外的任何武装（实际上暗指新四军）缴械。

　　八月下旬，部队分为两个纵队开始前进。第21师及军直属部队为左纵队从常德出发经津市乘船沿澧江经华容出洞庭湖，进入长江过洪湖、嘉鱼向武汉前进。第142师、56师为右纵队。从桃源出发由益阳乘船，沿资江出洞庭湖抵岳阳，主力由铁路运输沿平汉路北上，水陆并进，我随军长一起乘坐小火轮前进，在船上奉命用两天一夜时间赶写“入鲁与八路军作战经验”。这说明日本投降之日，国共内战已开始初现端倪。

　　进入沦陷区后，看到集镇萧条，十室九空，老百姓面容憔悴，但他们燃放鞭炮，有的妇孺拎着鲜鱼、鸡蛋夹道欢迎国军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经藕池口，看到日本站岗的士兵神气沮丧，呆若木鸡，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就是自称世界一流、不可战胜的“皇军”。过洪湖时，军长下令释放了三百多被关押的爱国同胞，使他们重见天日。到达武昌郊区，汪伪湖北省长叶鹏前来迎接，军长令其约束所部，维持治安，听候处理。此行我军长途跋涉，进展顺利的原因：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一旦胜利到来，官兵精神振奋，故能不顾疲劳，连续行军；二是沦陷区人民为国军提供船只，送粮送草；铁路机车缺煤，铁路工人就烧柴火开车运送军队。同时也可看出侵华日军在后勤上“捉襟见肘”的状况。

　　92军、66军部队进驻武汉后，王敬九总司令和孙蔚如司令长官也先后抵达汉口，决定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内举行受降仪式。军长和军参谋长李荻秋，21师师长郭惠苍、142师师参谋长王有湘等参加。受降日期选在“九·一八”是侵华日军官兵始料未及的。对于大长中华民族志气，洗刷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具有重大意义。我军所属部队从9月22日向日军下达缴械投降命令，开始收缴武器、弹药、车辆、马匹、电台等物资。56师同时还接收改编了驻葛店的汪伪李保连第五军，142师接收了驻金口、纸坊地区汪伪公秉藩第四军，21师63团接收武昌郊区日军一个炮兵中队，有榴弹炮12门，是马匹牵引的铁轮炮车。马匹因草料缺乏，骨瘦如柴，可见日军装备虽比我军好一点，但比起美军来，整整差了一个时代。日军官兵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并不服气，不承认是“战败”，公然说“二十年后日本会更强大”。个别军官在喝醉后投江或剖腹自杀，足见其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毒害之深。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要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内阁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等等错误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空运北平再度受降

　　92军进入武昌仅20多天，各部队正在接收扫尾之际，突然接到军委会命令，令军长率部由汉口机场空运至北平，接受日军华北派遣军所属战车第三师团等部队的投降，任命军长为北平警备司令，负责北平及附近地区的卫戍任务。各师遂中止接收，准备空运。原因主要是高树勋部队在由河南开往北平受降途中经过邯郸时被八路军阻击战败，马法五军长被俘，高树勋部起义，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只身飞赴北平，手中无一兵一卒，下令日军原地待命，不准向八路军投降。同时将伪军改为中央军番号，维持治安。因此军委会急电92军赶赴北平受降。

　　空运由美国空军运输部队担任。空运计划为：每天往返二次，每次40－50架次，每机运载轻装士兵七、八十人，重装备及武器较多则四、五十人。两天一个师。军直属队一天。预计七天运完。马匹、火炮、车辆辎重有的准备海运，有的移交武汉友军。各师空运顺序，按驻地情况，由第21师先行。空运部队以团为单位先渡江到达机场外围集结，按乘座飞机的号码编成若干小分队，起飞前一小时到达飞机旁，由美军清点人数，然后按时登机。经过七天时间，全军于十月上旬全部空运北平。其中只有一架飞机在北平东郊双桥上空低飞时，机翼撞在无线电高塔上坠毁，142师一个排官兵及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92军全部空运抵北平后，10月10日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了接受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根本博中将投降仪式，军长率部分官兵在广场列队参加。再度分享了抗战胜利的荣幸和喜悦。日军战车第三师团开始向我缴械。军长指派我为92军全权代表负责与日军派来的中校参谋谈判交接事宜。由于有了武昌受降经验，一切进展顺利。日军交代完毕后，全部徒手由塘沽上船回国，不许携带现金、白银及古玩文物。

　　不久，蒋介石飞抵北平视察，曾对军长说，当他接到92军第一批空运部队在北平着陆报告时，感到如释重负，认为华北的局势已是“稳操胜券”了，并与侯老摄影留念。

　　后来牟庭芳的94军由上海空运天津。胡宗南属下的16军，石觉13军的第4师都在美海军的支持下，由各地海运到秦皇岛登陆，从铁路分别输送到南口、密云各地担任防务。在16军尚未到达前，日军联络官反映：八路军要以武力接收南口，请示怎么办？我根据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示：“要坚守等待国军到来”。

　　在美军马歇尔将军参与下，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协和医院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国共和谈。和谈之前，92军奉命派56师抢占古北口八路军据点，先头部队进至山脚下，未能攻克八路军要隘阵地，该师167团团长在战斗中阵亡，最后只好撤返原防地。

　　国共和谈确已在北平开始，然而，内战的乌云也开始笼罩着神州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尾 声

　　“日本人想独霸东亚，可惜他们缺少中国的长江、黄河和伦敦的雾。”

　　“中日战争的战略决战地带，在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一线。”

　　“战争打响以后，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与他讲和。”

　　——这是旧中国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蒋百里先生（新中国核武器制造专家钱学森之岳父）在抗日战争前夕发表的著名论点，已为历史所证明。几十年了，我至今还没有忘记……我们的后代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如何从中汲取教训，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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